致赵清阁

清阁：

病中得你来信，还看到你给文藻的信，感谢你的惦念！我先是脑血栓，后是右胯骨骨折，前后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现在定后天（星期五）出院了，怕回家后太乱，先给你写信。

阳翰老也在此住院，常常在一起闲谈，颇不寂寞。他是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病，如疝气等，但他明年三月有去日本的任务，我看也够呛。

和翰老闲谈的时候，常常谈起你，据说你身体也不太好，这我是知道的，尤其是冬天，希望你多保重，少出去！

我脑血栓病可以说是恢复了，只是因为加上骨折，手脚不太灵便，希望慢慢可以康复起来。

病后写字不用眼镜了，字迹歪斜不可免，因为怕你惦记，同时我也惦记你，匆书数行，祝你新年百福。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

卓如同志让我给《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作序，并给我看了作家们的姓名，这给我以很大的惊奇和喜悦。惊奇的是：我不知道现代作家中竟有这许多福建人（因为我们见面时都说普通话，谁也没有问起籍贯）；喜悦的是：我们福建文风不堕，现在还有这许多作家。

在这十九位作家中，有我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的，如郑振铎、许地山、庐隐；有此后几十年中相识而又相熟的，如林林、林庚、郭风；有的是相识而不相熟；有的只见过几面；有的甚至“缘悭一面”。但是他们的作品我却是都拜读过的。他们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风格不同，各别地都带着有福建人特色的、浓郁的南国风光和归侨情味。读了这些作品，如同进入了一座百花齐放的亚热带花园，万紫千红，目不暇给！

我觉得这本书会引起它的读者们——尤其是我的乡亲们——对于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在新长征路上，心里怀着这种热爱，就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个慰安和企望。

承蒙赵朴初同志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谢。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

高士其同志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以诗人的情怀和笔墨，为少年儿童写出许多流畅动人的科学诗文，这在儿童文学作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使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以伤残之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少年儿童写作！这不是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和惊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我希望亲爱的小读者们，在读到这本书时能够体会并且记住这一点。

李京浩同志让我为《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作序，病后腕弱，只能写到这里，不敢说是作序，只是向高士其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同情和钦佩。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致巴金

老巴：

我又在医院里给你写信！

说起也真烦人，不过是在两星期之前，有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北京医院又把我接来了，做了两星期的点滴，照了两张Ｘ片，明天再取一次血，化验一番，大概就可被释放了！

我现在对自己真没有信心，这脑病随时都可以来侵犯我，稍为多写一点，在我还很高兴的时候，它就来了，可恶！

你的一月九日的信，总在手边，吴青和我常常谈到你和小林，我们都觉得何时再有一次“同游”才好。我的好友不多，有了又不易在一起！

你争取写，好！更要争取多活，活得健康，这是写的本钱！

你的“空调器”加热不多，而费电不少，据行家说，不应用电，而应用瓦斯。

吴青收到你许多书，让她自己来谢你，这半年为我的病，真难为她了，荒废了许多学业。

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好好劳逸结合，替我亲小林一口。冰心１月２９日

致赵清阁

清阁：

谢谢你的信，和托方殷带来的巧克力糖一包，我们在旧年除夕一家人吃了，都感谢你！

我又因为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住了二十天的医院，看来以后也免不了要多住院，现在“一切需人”，家里只靠我小女儿吴青夫妇来维持。我除了还能写字外，一切都困难，只盼春来可以好一些。

以后不能多写信了，只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你自己也要保重！

我在医院，天天见阳翰老，他也常谈起你。不写了，祝新春如意冰心２、８

致葛翠琳①

翠琳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野葡萄》也收到，我就是等收到书后才写信的。

惊悉你的母亲和婆母先后病逝，失母之痛，我是深知的，但在老、病之后，知道这也是自然规律，如今“死者已登仙界”，精神物质上都解除了痛苦，只是生者太难过，还望你节哀！

我在半年中，三进三出于北京医院，二月三日最后回，现有吴青一家搬来同住，以便照顾，家里更挤了，一时还没有办法。

脑血栓给我的后遗症是字写不好了！骨折使我行动不便，但头脑还可用。

①葛翠琳，儿童文学女作家。河北乐亭人。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局编审科、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和创作。１９５３年发表第一篇童话，相继出版了童话集《野葡萄》、《翻跟头的小木偶》，长篇小说《蓝翅鸟》等。

我们一家人问你好！冰心２月１８日

悼念茅公

早晨在床上听到茅公逝世的广播，“这个消息终于传来了”，我这样想，眼泪落到了我的枕上。

大约是半个月以前吧，我和在北京医院住着的阳翰笙同志通电话，他对我说：“茅公住院了，在一楼，靠氧气维持，情况不太好。”我想起茅公比我大五岁，也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心中就觉着不好，我只说“你去看望他时，替我问候问候吧，我自己一时去不了。”

我认识茅公，是通过振铎同志的，先是一九二一年我的那篇《超人》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后，振铎说，“你猜那位写按语的冬芬女士是谁？就是我们的沈雁冰啊！”一九三六年我第二次出国，路过上海，在振铎给我饯行的席上，我和茅公首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底，茅公到新疆去，路经昆明，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再以后，恐怕就是解放后了，在种种文艺的集会上，我们总能见面。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有一次陪金近同志到茅公家里，请他为儿童文学写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