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 

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 

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 

“可能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 

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噢，别怕！” 

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灰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 

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于脑后，靠着船站着，一动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腿紧闭，一声不响。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变了，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 

姥姥常常对她说：“瓦莉娅，吃一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 

她像是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奇怪。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 

她有点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棺材，她俩走了。 

我还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吧？” 

“你是谁？” 

“水手。” 

“萨拉多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是！” 

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 

“姥姥呢？” 

“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 

“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来，亲了亲。 

“啊，小朋友，有些事你还不懂！”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 

汽笛呜呜地响了。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怕。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得快，得快！” 

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 

往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谁的孩子啊，这是？” 

“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人们摸摸我、拍拍我，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着我： 

“再乱跑我要揍你了！” 

我呆坐着。 

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安静下来，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也停止了打颤。 

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黑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 

我去开门，开不开，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 

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拚命向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非常沮丧，躺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我噙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的噗噗的颤动把我惊桓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个小太阳。 

姥姥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梳头，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实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耷拉到地上。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 

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显得很可笑。 

她今天不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 

“年青的时候，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诅咒它了！ 

“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呢，太阳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