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他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央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 

“人和人的亲近，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想跟他学法国话，可线母亲不让。她把我领到神父那儿，神父找人打了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 

“唉，宝贝儿，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你有赶上，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 

姥爷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他讲到自己的事儿时就这样，一反他平时那股小心翼翼、苦有所思的状态。 

我非常不喜欢他这个不故意记住，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他一味地回忆过去，脑子里没有童话，也没有故事，只有过去的事情，他不喜欢别人问他、提问题，可我偏要问问他： 

“啊，那你说谁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有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不坏的。” 

“可能奴隶时代的人不好点儿，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 

“现在可好，自由了，可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 

“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可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蛋，脑袋跟口袋似有，随便你往里边装点什么，他都兜着走。” 

“俄国人有劲儿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只有力气没用，还要敏捷，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去！” 

“法国人为什么我们进攻？”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 

“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的人过上一样的日子，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当然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长得一样，没法区别，鱼可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鳟鱼和鲶鱼合不来，鲟鱼和青鱼也不能作朋友。 

“我们俄国也出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提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 

这有点让人不高兴。 

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谈话的时候，姥姥常常走进来。 

她坐在角落里，许久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 

可是她会突然柔和地插上一句： 

“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多好啊？ 

那是哪一年来着？” 

姥爷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是，是在霉乱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郎涅茨人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没错儿！” 

我又问： 

“奥郎涅茨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姥爷有点有耐烦地说：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性，从工厂里乡材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有人跑，有人追”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鼻子打破，额头上砸上印，作为惩诫的标记。” 

“为什么？” 

“这就不好说了，不是要咱们明白的事儿。” 

姥姥又说： 

“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姥爷很严肃地问： 

“哪一次大火？” 

他们开始一起回忆过去，把我给忘了。 

他们用不高的声音一递一句地回忆着，好像是在唱歌，都是些不怎么快乐的歌儿：疾病、暴死、失火、打架、乞丐、老爷……“你倒是都看见了啊！” 

姥爷咕囔着。 

“什么也忘不了！ 

“你还记得生珲瓦莉娅后的那年春天吧？” 

“噢，那是１８４８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把教父吉洪拉了壮丁去打仗……“他以后就再无消息……”姥姥叹了一声。 

“是不是的！不过，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不断地光临咱们家了。 

“唉，瓦尔瓦拉……” 

“行啦，老爷子！” 

姥爷阴了脸： 

“行什么行啦？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他有点不能自控地乱喊乱叫起来，臭骂自己的女儿，向姥姥挥舞他瘦小的拳头： 

“都是你！你把他们惯坏了，臭老婆子！” 

他嚎了起来，跑到圣像跟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上帝啊，我的罪巷就如些深重吗？为什么？” 

他泪如雨下，目露凶光。 

姥姥画着十字，低声安慰着他： 

“你别这样了！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看看比咱们的儿女强的人家可不多啊！ 

“老爷子，什么家都是这样，吵啊闹啊，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不只是你一个人啊……” 

这些话似乎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往床上一坐，好像睡着了。 

如果和往常一样，我和姥姥一起回到顶楼上去睡觉也就没事儿了，可这一次姥姥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