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錯——可能他那個白痴一樣的護士又拆了爛污，把別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檢查報告拿給他了。可是他怀著最大的同情回答說，詹尼的血樣已經重复驗過三次。診斷上絕對沒有問題。當然，他恐怕還得介紹我們——我——詹尼——去請教一位血液病專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揮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我需要安靜一會儿。一定要安靜下來理一理那一團亂麻。這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大夫，你對詹尼是怎么說的？” 

“我說你們倆都沒有問題。” 

“她相信嗎？” 

“我想該相信吧。” 

“咱們該什么時候告訴她呢？” 

“到了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這一步，我都快喘不過气來了！ 

醫生解釋道，對于詹尼這种類型的白血病，現有的种种治療手段都純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點緩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這一步，主意就要我來拿了。治療的事暫緩開始倒也無妨。 

但在那個時候，我腦子里其實只有一個念頭：要命！要命！碰到了這樣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告訴醫生，當時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點點頭，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詹尼的年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這對我是多大的痛苦。后來我意識到總不能老是這樣在醫生的診所里發呆。我就問他，該怎么辦。就是說，我應該怎么辦。他要我舉止言行盡可能保持常態，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謝過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態！要保持常態！ 

爱情故事十八

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說，冥冥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說，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對准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种對神明的觀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說，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里，還在那里，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确實希望如此。 

我拚著命保持常態，所以准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說，“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說什么，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說，“那咱0〕就到鬧市里吃晚飯去。” 

“干嗎？”她問。 

“你問‘干嗎’是什么意思？”我直著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問。 

“你說什么？” 

“你听我說，”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准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于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樣的代价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里。 

“你了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了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志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松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里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里的信息：奧利弗，盡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么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儿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几句，究竟說了些什么，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离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于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