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不看。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著，目光沒有停留在任何物体上。 

“喂，”我說，“你另外還有什么要緊的東西要帶嗎？” 

“唔，唔，”她搖搖頭表示沒有，接著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加以補正：“就是你。” 

到了樓下，找一輛出租汽車可費了不少勁，因為那正是人們上劇場看戲什么的時候。看門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揮手臂，活像個金剛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干脆雇不到汽車，好讓她一直這樣靠著我。但我們最后還是雇到了一輛。也不知我們交的是什么運，那司机是個愛說笑的家伙。一听我說目的地是西奈山醫院，而且要快，他把討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來了。 

“放心吧，年輕人，你們碰上的不是個生手。這匹麒麟跟我干這一行有年月了。” 

在后座上，詹尼緊緊依偎著我。我吻著她的頭發。 

“你們這大概是頭胎吧？”我們那位愛說笑的司机問道。 

詹尼大概覺察到我快要忍不住罵那個家伙了，所以就悄悄對我說： 

“奧利弗，友好點儿。他是想對咱們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說。“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請你盡量搶綠燈？”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們送到了西奈山醫院。他确實很友好，待地下車為我們開了車門，諸如此類無不周到之至。在把車開走以前，他祝愿我們万事如意，快樂幸福。詹尼謝了他。 

詹尼好像連站著都有點晃悠，我想抱她進去，但她不肯，“這儿不用你抱我進門，預科生。”于是我們走進醫院，去辦那一連串麻煩得要死的住院手續。 

“你們買過‘藍盾’或其他醫療保險沒有？” 

“沒有。” 

（誰會想到這些芝麻綠豆事儿？我們買碗碟瓷器還忙不過來呢。） 

當然，詹尼進醫院也是意料中事。醫學博士伯納德·阿克曼事先已經預見到了，現在治療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說的那樣，他人挺好的，盡管是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 

“現在就設法讓她增加白細胞和血小板，”阿克曼醫生對我說。“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說什么也不要用抗代謝藥。” 

“那是什么意思？”我問。 

“一种減慢血細胞破坏的治療手段，”他解釋道，“但是可能產生不愉快的副作用，這詹尼是知道的。” 

“我說，大夫，”我知道對他講這番道理其實是多余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么說就怎么辦。你們只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她受到痛苦就行。”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他說。 

“費用我不計較，大夫。”我大概把嗓門都提高了。 

“是几個星期——還是几個月，這就很難說了，”他說。 

“費用的事管他娘，”我說。其實他對我很耐心，倒是我對他气勢洶洶。 

“我的意思只是說，”阿克曼解釋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時間是長是短，實在無從知道。” 

“請記住，大夫，”我簡直是命令他了，“請記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別看護。一應俱全。請照辦。錢我有。” 

　二

爱情故事二十

從曼哈頓的東六十三街到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汽車至少要開三小時二十分鐘。真的，這條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試過，我相信，任何汽車，不論是國產的還是外國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爾１一類人物駕駛，也不可能開得再快了。當時在馬薩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車時速達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１格雷厄姆·希爾（1929—），英國賽車運動員，1962年的世界冠軍。 

我帶著電動剃須刀，所以你盡可以放心，在走進州府大街那神圣的辦公大樓之前，我已經細心地剃過了胡子，并且在汽車里換了襯衫。時間才上午八點，那里就已經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頓名流等著要見奧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書認識我，她連眼睛也沒多眨一下便向對講電話里通報了我的名字。 

我父親并沒有說“領他進來”。 

倒是他的辦公室門開了，他親自走出來，招呼說：“奧利弗。” 

察言觀色已成習慣的我，注意到他臉色似乎有點蒼白，這三年來他的頭發都變花白了（也許還稀疏了些）。 

“進來，孩子，”他說。我一時也摸不透他的語气，只管朝他的辦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們相對看了一眼，接著就都把視線移開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辦公桌上的那一堆擺設里：裝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親好几年前照的一張相片。還有我的一張（在埃克塞特中學畢業時照的）。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他問。 

“很好，爸爸，”我回答說。 

“詹尼弗好嗎？”他問。 

為了不對他撒謊，我避開了這個問題（雖然那正是問題的中心所在），就開門見山說出了我突然又來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塊錢。有正當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還點了點頭。 

“哦？”他說。 

“可以嗎？”我問。 

“能不能讓我知道理由？”他問。 

“我不能告訴你，爸爸。請你借給我這筆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