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移动电话这样的快速爆炸性发展的还有因特网。到2002年，中国因特网用户增长到4000万。在因特网的光纤输送线方面，华为已经冲到前面，并且已经在路由器和转换系统方面开始对思科发动攻势。 

      　　华为正行进在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的进程中。它正在进军欧、美市场，而且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它的第一家子公司。2001年时，其营业额达到24亿美元。尤其是，当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电讯集团公司，当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由于销售额下降被迫为保持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华为在2002年上半年把自己的国际销售额增大了21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建的生产厂，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其中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研发实验室。其中85％的员工都是大学毕业生（学士或者硕士）。华为创始者任正非曾经是一位军官，现在持有企业5％的股份，估计拥有5亿美金的资产。 

      　　按照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中国出口计算机硬件，印度出口软件。但是，中国已经显示，决不会把整个利润丰厚的软件出口出让给印度。自2000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下，中国的软件工业以30～40％的增长率在迅速发展。而这些发展主要是由那些现在正准备进入股票市场的私人企业创造的。当前经济的衰退却为硅谷带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它使得大批富有经验的中国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同时每年从国内的高校还有5万名软件工程师毕业。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处在领导地位。在此方面，中国也给那些年轻、有为、富于敬业精神的科学家以很高的待遇、名誉。在绿色生物技术领域，动、植物基因改变在中国应用相当广泛，在研究方面，中国仅落后于美国，应该属于世界第二名。与欧洲相反的是，在富于乐观主义的中国，没有人阻止对动植物基因改变的实验。 

      　　令中国感到自豪的是，终于在航空航天领域并列美国成为第二名。1999年11月20日，中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一号，以“长征”运载火箭把它送入宇宙。这艘宇宙飞船是无人飞船。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3月份，第二次无人宇宙飞船试飞。到2005年，要发送第一艘载人飞船，而且到2010年要登上月球。也许在21世纪中叶，如果信息社会已经着手于建立通向宇宙空间之路，而且与月球、火星取得了联系、并且登了上去，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也在其中，这一点绝对不同于欧洲。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低发展水平下，而且以落后的技术和低生产力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形成了大型的现代艺术都市、高度现代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也不同于欧洲的是，对进步的信任、崇尚在中国是没有终止的。“高技术”这个富有魔力的名词对社会精英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政府的吸引力。 

      　　这个思想的核心早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就已经形成。那是在1980年，当时美国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普勒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它拥有足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有可能跨越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那时，中国领导人就把托普勒的这本书作为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物。 

      　　由此以后，此种新思想就规定了教育、科研以及工业政策。在2000年，中国高等院校有560万注册大学生，其中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高校的录取选拔严格，而且对学习成绩还有严格的要求。名牌大学在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对大学生的要求要比西方名牌学校高。在1999年，有40万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所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远比日本要多，而且质量要高。该杂志作出此结论的理由依据是，中国科技人员是从竞争性选拔中脱颖而出的。 

      　　除了这些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外，还有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者，尤其是从美国大学学习结束后，并多年在美国的实验室以及硅谷作为研发人员和工程师，或者作为企业家积累了经验的归来者。自邓的时代开始的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向国外送出去了30多万大学生，其中的绝大部分去了美国，而学成回国的不足1/3。但是，最近几年来，回国的数量持续增加。从人才外流中形成了一个人才的回流。上海和北京是高收入者的生活乐园，而回国者又收入高。不久前，外国企业还抱怨，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经理，而今，这种情况显然得到了改善。充足的高质量的研发人员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企业，使它们把寻找人才的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国际商业机器、英特尔、微软、甲骨文等等，它们都在中国筹建了大型实验室，以今后5～10年时间段为目标，开展未来技术研究。阿尔卡特在其上海的合资企业贝尔公司中，筹建了一个研发中心，中心有3500名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