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中心区域外，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如果这些“天边的蛮人”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先按礼仪承认万能皇帝是最高主宰。许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城市与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些，甚至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做到了。他们派出的使团在皇帝的大殿上大显身手，以此也确实获得了难得的在京都进行商品贸易。 

      　　汉人中心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亚洲内部。那些出生于亚洲内陆草原的民族不允许汉人中心化，这些游牧民族从根本上有别于汉人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忽略的是，这些草原骑兵不断地偷袭城市与农村，大肆烧杀掠夺，对中国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故此历代强大的皇帝都实施对亚洲内陆进行镇服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在儒家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前的18世纪中叶为乾隆皇帝所实现。而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整个宋代（公元960～1279年），当王朝受到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时，皇帝们只得以进贡换取和平。而此时，在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里的进贡真的是表示臣服的进贡，只是方向反了。但是当这种巨额的贡品被说成为王朝的大度赐舍时，皇帝就在这种进贡的方式面前保住了面子。 

      　　文化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1126年，来自关外（现在的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金人入主了中国北部。随着攻陷南宋的京都，蒙古人于1279年统治了整个中国。1368年，当明代的开国皇帝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时，尽管实现了把蒙古人赶出中原的意愿，可是它却连300年也没有坚持下来，就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推翻。中国又一次陷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我们已经目睹了一次这样的两难矛盾：600万金人战胜了1亿人口而且经济和技术水平占有绝对优势的宋朝。在这个两难矛盾中，关节点就是儒家帝制学说的致命弱点：轻视军事武装力量。儒家哲学试图从美好愿望出发去消除战争和暴力，它所要建成的是一种太平的平民世界。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学说和典籍，所讲的都是军事武装思想的反面。它厌恶所有与暴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它瞧不起那些凭借战争和暴力起家的人，即将军们。在儒家的社会等级次序中，将军不如商人，甚至三教九流中根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究竟怎么来划归武将的社会地位呢？儒家思想使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道德形象。这种思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军事武装的危险。于是，北宋皇帝把军队变成纯粹的雇佣兵，从社会的渣滓中召募，不训练、不管理，在紧急情况下自然毫无战斗力。 

      　　就这样，伟大的中国先后经历了金人、蒙古人、满人的统治。在这里还遇到第二个两难矛盾，尽管我们欧洲人也把这一点也看作为两难矛盾：汉族人认为，正是这种经历证明了儒家道德、文明的优越性。金人、蒙古人（在其统治的末期）以及满人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国家学说和文明，并且建立了儒教思想指导下的王朝。在满族首位皇帝统治下，儒家的帝制学说就皇帝的外部影响力而言，甚至发展到了顶峰。他们把儒家官吏的平民领导艺术与满族人的武装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自汉、唐以来各位皇帝一直所梦想的目标：控制整个亚洲内陆、建立一个从帕米尔高原到朝鲜的东亚多民族的王国。 

      　　受天赋之命而成为万能主宰之说并非只适应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个群体，王者也可以是汉人之外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古代中国为基础的特殊观点定义为“文化主义”，它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相对立。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出自于什么样的种族，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关键在于他所接受儒家学说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外族人只要适应于中原文明并且以此生活，那么他就变成了中国人。 

      　　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童话般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