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哲学家们对中国的崇拜引发了一个知识与文化界以及上流社会对中国的崇拜热。耶稣会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旅游报道越传越广，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没有人没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从来没有像18世纪那样的浓厚。带有中国风光的工艺美术品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中国的瓷器，甚至迈斯勒④那带有中国装饰的瓷器，还有中国的漆器、墙画以及墙画上的图案，其题材多种多样，有漫步在中国田园风光中的学者和窈窕淑女；有辉煌的皇宫建筑房间，还有中国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它们取代了法国古典的几何式的园林艺术。小说、话剧、歌剧采用中国题材，如果没有中国的灵感，那么洛可可⑤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将是难以想像的。洛可可式娱乐文化变成了一种贵族文化的代名词，它不仅使贵族文化由此不再那么阳春白雪，而且填平了宫廷文化那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 

      　　视中国为“东方专制政体”的典范         

      　　并非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推崇中国和中国文化，保守的思想家们尤其持反对的态度。他们指责耶稣会的会员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中国图画，指责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这些批评家们所引证的这些实际情况，出自于越来越多的游记报道，尤其是商人们的报道。商人们生活在城镇，他们所看到的并终日与之打交道的是那些傲慢自大、贪得无厌、不学无术的海关人员。 

      　　第一个提出了一张与启蒙运动家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照的是孟德斯鸠。他的描述对于有关中国问题争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保守的孟德斯鸠首先就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反对意见：一个国家体系无法从抽象的原则构成，而更多的是由具体的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体、政体的成长，那么人们也必须由此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1748年，他出版了《论精神法则》一书，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该书中，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的、等级的和专制的。每种政体都由某种富有特定的精神原则所支配。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德；等级政体是世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敬畏。唯有专制政体是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这种敬畏不仅体现在官吏们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人们的交往中，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告密者，并且被告者有可能受到严酷的刑法。 

      　　在孟德斯鸠之前，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所有继承者那里，专制政体是等级政体的一种蜕化形式。而现在它却第一次变成了一种专门用来表述东方政体的形式，即“东方专制政体”，这对于后来的讨论颇有意义。尽管孟德斯鸠是从波斯以及土耳其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出发，对这种东方专制政体予以推演，但是他把中国也归属于这种专制政体之列，尽管他自己也不时地对这种归属表示异议。把中国看作“东方专制政体”的认识形成于18世纪末，此观点在整个19世纪，直到现代仍有市场。一个自由的欧洲所面对的是一个缺乏自由的中国。从此，启蒙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赞叹、仰慕被浇上了冷水，甚至变成了蔑视。 

      　　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崇敬向与日俱增的蔑视的转化，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膨胀创造了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如果那些“愚昧落后的中国人”不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与英国人继续进行文明的贸易，那我们就得强迫他们享受这些文明。英国在1840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中国宣战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继续进口那些来自英印地区的鸦片，不愿意让自己的国民继续受此毒害。继英国之后，几乎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解放者”。那位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先生⑥就是这样来评说的：随着这种专制政体的消灭，亚洲各民族将开始某种新的腾飞。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是，琼斯认为，东方民族有能力驾驭自由，但是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故此欧洲要把自由带给他们。30欧洲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着，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美国以及那被其牵着的欧洲国家总是把此看作为西方的使命，那就是：使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使中国回到西方自由的民主体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