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到国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1994到2000年这5年期间，出国旅游人数从610万增加到1050万。其中2000年有560万人是自费出国旅行。在城市里，许多旅行社用彩色广告招揽游客到泰国的海滨度假，或者组织价格便宜的旅游路线到旧金山、纽约和伦敦之旅。中国的中层人士到国外度假的越来越多。科隆大教堂的女管理人员告诉我，现在参观大教堂的中国人超过了日本人。 

      　　国外投资   

      　　邓对外开放政策中迈出的最大一步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与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彻底决裂，而且也使人们想起了那个屈辱的年代，当时欧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建立了许多租借地。 

      　　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摸索和试验。他按照一些东亚国家的模式于1979年首先在中国的西南部，即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清朝皇帝在十七、十八世纪开放广州，即广东省省会与“西方野蛮人”开展贸易活动，其目的就是让这种活动远离帝国的中心。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经济特区一方面向外国企业提供各种有吸引力的政策，例如减免关税、对进口产品部分减免税收、提供廉价的土地，并提供西方式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是一道隔离区，保护这个地区的群众免受到精神污染。 

      　　邓于1979年总共设立了4个特区，其中3个是沿广东省的海岸设立的，有紧靠香港的深圳，澳门附近的珠海，与台湾南部隔海相望的汕头。第四个特区设在福建省的厦门，它紧靠台湾海峡，和汕头一样1949年前属于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开放的90个沿海城市之一。邓的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同时还有其政治目的，就是要使香港和台湾重新加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1984年，邓到深圳考察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其中有一些是抗战前外国有特权的海港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从前德国的殖民地）和大连。除此之外，海南岛成了单独的省，被整体宣布为经济特区，它要成为第二个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开放。长江三角洲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闽江三角洲，通过开放成了新的经济中心。中国沿海广阔的地区，从东北的秦皇岛和大连到最西南的北海全部开放。沿海各省的生产总值占中国的一半。90年代对外开放继续深入，内陆各省先后开放。到邓时代的最后一年，即1997年，外国人几乎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包括内地城市都有投资。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的投资条件不断改善。最初只允许搞合资企业，自1986年起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今天，如果外国企业完全或者主要为中国的国内市场生产的话，就可以在中国的大多数工业领域100%的投资，搞自己的子公司。中国政府逐步允许外国企业在服务性行业中进行投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宾馆饭店、商业、企业咨询、法律顾问。 

      　　80年代最早的投资者：   

      　　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   

      　　经济特区设立后最早来投资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劳动力和土地都很贵，与低工资地区相比工业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机。香港的企业家们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全部系统地搬迁到了大陆。“到大陆”最初是指到比邻的广东省，也就是说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故乡。最早建立的一些工厂，例如加工衬衣和装配电子仪器，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80年代末，香港的大企业也发现了大陆商机，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批香港大型企业开始了几十亿的投资，在大陆的大城市里到处都在建豪华宾馆、商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收费的高速公路，高架桥等等。 

      　　80年代3/4的大陆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它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投资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面貌，使其成为一个轻工业的世界中心，沿三角洲几百个泥泞的贫穷村庄和集镇变成了香港的工厂。1979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2.5万居民靠种田与捕鱼为生的荒凉的边界小镇，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金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