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爱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爱她，老实说，现在还是爱她！跟从前一样地爱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阳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爱的！”母亲内心充满爱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温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革命家的精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革命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府还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搓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逼近了……

母亲23

母亲就在这种疑惑和忧虑的乌云里，在烦闷难捱的期待的重压下，一声不响地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莎夏来了。 

她告诉尼古拉： 

“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一点钟……” 

“已经准备好了？”他吃惊地问。 

“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只要替雷宾准备一个地方和一身衣服，别的都由郭本去办。雷空呢他总共只要走过一街就行了。维索夫希诃夫在街上接他——当然是化了装，——替他披上外套，给他一顶帽子，指给他要走的路。我就等着他，给他换了衣服，然后把他带走就算成了。” 

“不错！可是郭本是谁呢？”尼古拉问询着。 

“您看见过的。您在他家里给钳工们上过课。” 

“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样子有点古怪的老头。 

“他是个老退伍兵，现在做洋铁匠。没有学问，可是他对一切暴力都怀有无限的仇恨。……有几分哲学家的味道……”莎夏望着窗子，沉思着评价。 

母亲默默地听着她的话，有一种模糊的思想在她心里慢慢地成熟起来。 

“郭本想让他的外甥越狱，——您刻吗，就是您喜欢的那个叶甫钦珂！他最爱干净，爱漂亮。” 

尼古拉点了点头。 

“他一切都预备得很周到，”莎夏继续说，“可是对于成功，我却开始有点怀疑了。因为散步的时候，大家都在散步；我想，犯人若是看见了梯子，很多的都想逃走……” 

说到这儿，她闭上了眼睛，沉默着。 

母亲关切地走到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