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 

“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 

他对我瞟了一眼。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笑意。不过看得出他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毕竟是个运动员，不到终点线，这手里的桨是一直要划下去，不能有一点松劲的。 

那可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我也始终没有告诉爸爸我是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才终于作出决定，准备……投身进去的。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所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平时决策很果断，可是这一次，从半年多前参加了爸爸的生日宴会回来以后，我却是天天在考虑，夜夜在考虑。 

首先是，我已经不可能再爱纽约了。 

要消除心灵的寂寞，在纽约是不行的。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得有个着落。得找个着落的地方。 

问题恐怕还不仅在于我对自己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法。恐怕应该说，我也实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这样的人，想做那样的人，为的就是想避而不见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我终究是奥利弗·巴雷特。后面再加上个“第四”。 

奥利弗的故事37

1976年12月 

我住在波士顿已经快五年了。跟父亲一起在银行办理业务，一直到他退休。说实在的，起初我也很怀念当律师办案子。不过我愈是干下去，就愈觉得我们这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银行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出力筹资兴办的公司企业，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我引以自豪。 

说到就业不就业，我们在福耳河城的工厂依然都是一片兴旺。说真的，要说厂里的工人有什么失意的话，那就是在运动场上他们却遭到挫折了。 

每年夏天举办郊游活动的时候，总要比一次垒球，由工人队对总管理处队。自从我加盟总管理处队以后，工人队年年得胜的局面马上颠倒了过来。我的安打率达到了604（绝对不是吹牛，各位），四年里总共打出了七个本垒打。我想对方大概都在盼我快快到了年纪退休呢。 

由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的企业不少，《华尔街日报》上不可能一一报道。比如有一家菲尔糕饼房，报道里就没有提。菲尔的糕饼房已经搬到劳德戴尔堡①去了。克兰斯顿到了冬天难见阳光，冷得够受，菲尔的健康很受了些影响，到佛罗里达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①在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是个有十多万人的城市。 

他一个月总要给我来一次电话。我经常问起他的社交生活，我知道在他的圈子里合适的女士是不会少的。他总是以一句“日久自明”把问题回避了过去，随即就把话头马上转到我的社交生活上。 

我的社交生活倒也不算枯燥。我住在灯塔山①，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晚近新出道的一些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名闻遐迩。要结交些新朋友是不难的。我的新朋友也不都是工商界的。时常跟我在一起喝一勺杯的斯坦利·纽曼，就是个专门演奏爵士乐的钢琴家。又比如贾埃尼·巴尼亚，是一位崭露头角指日可待的画家。 

①波士顿的灯塔山是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所在地。 

我的那些老朋友自然也依然跟我时有过往。辛普森夫妇有了个小子，眼下格温又怀上了老二。他们到波士顿来看橄榄球大赛什么的，总是住在我家里。我的住处是相当宽敞的。 

斯蒂夫告诉我，说乔安娜·斯坦因已经跟马丁·贾菲结了婚，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位眼科医生兼双簧管手了。他们现下住在西海岸。 

根据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的一则小消息，宾宁代尔小姐近时已经再婚。对方是个叫普雷斯顿·埃尔德的（“现年三十七，在华盛顿执律师业”）。 

我想这结婚的流行病最终也总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最近我就跟安妮·吉尔伯特经常有约会，她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眼下我还说不上这事到底有几分认真。 

多承那些冰球迷们投我的票，我还当上了哈佛的校风督导员。我这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可以到坎布里奇去，不是哈佛人而照旧堂而皇之以哈佛人自居了。比起当年来，时下的大学生看去似乎年轻多了，也多了一点邋遢相。可我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我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才不能不打上个领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