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前景美好！这并不是指稽查官对这个教训有深切的感受，或者指他认识到无论他继续留任，还是被迫离去，他都不可能完全毁了。不过，我思忖起来还是很不愉快。我变得忧郁和不安，不断刺探自己的思想，想了解一下哪些品质已经消失，而余下的部分又受到何等程度的损伤。我努力算计我还可以在海关呆多久，然后走出来还是堂堂正正一个人。说老实话，由于任何政策或措施决不会把像我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扫地出门，而主动辞职又不符合公务员的本性，所以我最大的担忧，也是我主要的麻烦是我很可能就在稽查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下去直至白发苍苍、年迈体衰、变成像老稽查官一样的行尸走肉。在我面前横着沉闷乏味的公务生活，最终这种生活对于我就如同对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一样，使吃饭时间成为一天的核心，余下的时间就像一条老狗一样无所事事，在阳光下或在荫凉处昏昏欲睡。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吗？对于一个认为幸福的最好定义是生活得充实，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思想感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阴森可怕的前景啊！但是，我的这种惊恐是完全不必要的。上帝考虑事情比我可能想象的还要周到。

在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采用《教区司铎》一书的语气来说，那就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①。为了对公务生活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估，非常必要在新的敌对政府接任之际看一看这个在职者。他的职位是最为恼人的了，而且在一切情况下是一个人可能据有的职位中最不愉快的了；极少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对他来说看起来最坏的情况说不定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敏感的人来说，他感到很不自在，当他知道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于一些既不爱他又不理解他的人的控制之下，他宁肯受到他们的伤害，也不愿为他们效力。对于一个在整个竞争过程中一直保持冷静的人来说，看到在胜利的时刻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并意识到自己就在被宰的对象之列，他同样感到很不自在。在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即因为他们握有了加害他人的权力而变得更为残忍的倾向--更丑恶的特性了。我看到人类身上的这种倾向跟禽兽无异。如果说把公务人员送上断头台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比喻，那么我真诚地相信赢得了胜利的党派中的积极分子会激动不①札卡里·泰勒（zacharytaylor）于一八四九--一八五○年任总统，他的当选导致了霍桑的免职。《红字》发表时他还活着，一八五○年七月九日去世。

已，把我们的头统统砍掉，感谢老天给了他们这么个机会！对于我--无论在胜利或失败时，都一直是一个平静与好奇的旁观者--这种充满刻毒的恶意和残忍的复仇精神从来没有使我对自己党派的许多胜利显得更突出，更惹人注意，就如辉格党现在做的那样。一般来说，民主党人担任公职，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同时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惯例，除非宣布一套不同的制度，抱怨这种惯例只能是软弱和懦怯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使他们养成了宽宏大量。他们在必要时知道如何宽恕；在需要狠狠打击时，他们的斧子是锐利的，但是很少在刀刃上涂上恶意的毒药，他们也不会卑鄙地把他们砍下的头再踢上一脚。

总而言之，虽然我的处境充其量是令人不快的，但是还是有理由庆幸自己是在输的一方，而不在赢的一方。如果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一个热忱的党派人士，现在，在这个危险和对抗的时期，我反倒对自己偏向那个党派变得相当敏感起来；说来也不无后悔和羞愧，根据对机遇的合理推算，我看到我自己留任的可能性比之我的那些民主党的弟兄们要大一些。但是，谁能看清楚鼻尖外一寸之遥的未来呢？我的头竟是第一个掉地的。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一个人的头落地之时很少或决不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然而，像我们遭遇到的大多数不幸一样，即令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随之总会带来弥补的办法和慰藉之处，只要受害者善于把落在他身上的坏事变成好事，而不是把坏事弄得更糟。就以我这件事为例，可资慰藉的方面唾手可得；确实，这些方面在要求实际运用之前，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我原来就很厌倦我的工作，并隐约出现过辞职的念头，因此我的幸运有点类似这样一种人的幸运，他本来正在考虑自杀，却遇上个好机会成了他杀，尽管他并不希望如此。

在海关，就像以前在"古屋"一样，我整整度过了三个年头；这段时间长得足以使一个疲倦的头脑得到休息；足以戒除旧的思想习惯；培养起新的习惯；这段时间对于过一种很不自然的生活是足够长了，长到已不堪忍受了，此时这种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已既无好处又无乐趣，须及早使自己从这种至少让人烦躁不安的劳役中摆脱出来。再者，至于他被很不礼貌地逐出海关一事，这位过去的稽查官倒对被辉格党认作是敌人并不以为然，并不为此闷闷不乐，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不活跃有时使得他民主党的弟兄们都怀疑他不配称做朋友。他喜欢在人们相聚会的广阔而平静的田野里随心所欲地漫步，而不喜欢把自己囿于那些曲径小道上，与同室的弟兄分道扬镳。现在，在他赢得了烈士的王冠之后（虽然他已没有头可戴上它），这个问题可以看作已经解决了。最后，虽然他谈不上多么英勇，不过让他同他喜欢与之站在一起的党一道被推翻倒台，比之让他在许多更值得尊敬的人纷纷下台之时，还孤零零地留下来，最终在一个敌对政府的宽恕之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了四年之后，那时不得不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并哀求一个友好的政府赐予他更令人屈辱的宽恕，似乎要正派体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