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