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