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主人！”他说，“神志昏迷，脑袋出了毛病，这就是一切。大灾大难！但忠诚无济于事。永远跟您在一起，必要时跟您一起死。”

他的眼泪和话语使我悲从中来；这是同情的本能外加神经脆弱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扑到他怀里，像他一样哭泣；他以真正的父爱把我紧紧搂在胸前。我充分意识到自己遭受了飞来横祸；但我又怕知道这灾祸包含些什么；我绝对不愿向他打听。

他挽住我的胳臂，带我穿过树林。我像孩子似地由他摆布。接着我又感到疲惫不堪，他不得不让我重新坐下，休息半小时。最后，他扶我起来，终于把我带到莫普拉岩，这时天已很晚。我不知道那天夜里自己的感受。马尔卡斯告诉我，我曾为可怕的谵妄所折磨。他自作主张派人到最近的村庄去请理发师，这个理发师第二天一早给我放血，过了一会儿我就恢复了理智。

可在我看来，他们帮了我怎样可怕的倒忙！死啦！死啦！死啦！这是我惟一能说出来的话。我躺在床上只顾呻吟和辗转。我想出去，跑到圣赛韦尔去。可怜的中士扑在我脚下，用身子堵住房门阻止我走。为了留住我，他告诉我一些我压根儿不明白的事。虽然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我还是向他关切的表示和我自己筋疲力尽的感觉作了让步。在这样一番斗争中，我放血部分的血管再次破裂；趁马尔卡斯尚未觉察，我回到了床上。我渐渐陷入深深的昏厥之中，几乎死去；看到我嘴唇发青，双颊变成紫色，他大胆掀起我的被子，发现我沉浸在血泊里。

其实，这对我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接连几天我保持虚脱状态，醒着与睡眠没有多大差别。多亏这样，我才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不感到痛苦。

一天早晨，他设法让我吃了一些食物，看到我随着体力的恢复，我的忧虑和不安也复苏了，他便怀着既天真又体贴的欣喜心情告诉我，爱德梅没有死，他们对救活她抱有希望。这对我无异是晴天霹雳，因为我还以为，这场可怕的遭遇是我谵妄状态的幻觉。我以吓人的样子大喊大叫，挥舞双臂。马尔卡斯跪在我床边，求我冷静下来；他多次重复对我说下面这些话，在我就像梦中听到的无意义的吃语：

“您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不，您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是一次不幸事故，您手里的一支枪走了火。”

“得啦，你想说什么？”我不耐烦地嚷道，“什么枪？什么走火，为什么是我？”

“主人，难道您不知道她怎么被击中的？”

我把手放在额上，似乎想使我的头脑恢复活力；由于无法解释使我神志错乱的那个神秘事件，我以为自己疯了，便一声不吭，十分沮丧，惟恐脱口说出一句会让人发现我丧失官能的话来。

末了，我渐渐集中思想。为了壮壮胆子，我要了一些酒；刚喝下几滴，那不幸的日子的所有场景就像变魔术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甚至记得紧接着事件发生后帕希昂斯所说的话。这些话犹如刻在保存声音的这部分脑子里，尽管深入理解意义的那部分脑子仍在沉睡。比那时再过片刻我就没有把握了。我在寻思，离开爱德梅时我手中的枪有没有可能走火。我清楚地记得，一小时以前我对一只鸡冠鸟放过一枪，因力爱德梅曾想仔细欣赏它的一身羽毛。当我听见击中她的枪声时，我的枪还握在我手中；只是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才把枪扔在地上，因此不可能是这件武器掉下时走的火。再说，那时我离爱德梅确实太远了，姑且承认命运难以逆料，那子弹也无法击中她。最后，那天我身上始终没带一颗子弹，我的枪不可能在我不知不觉中装上弹药，因为我打死鸡冠鸟之后不曾把枪从皮背带上取下来。

因此可以肯定，我不是这次悲惨事件的原因，我得去为这场令人震惊的灾祸找到解释。对我来说，事情不像别人想像的那么复杂。我想，有个笨拙的猎人隔着枝叶把爱德梅的马错当成一头野兽。我不想指控任何人故意谋杀；只不过，我明白自己已受到控告。我从马尔卡斯口中掏出了真话。他告诉我，骑士和所有参加打猎的人都把这次不幸归于意外事故，归于我的马将我仰天摔下来时，一支枪令我痛心疾首地走了火。大家都相信我是被马摔到地上的，这几乎是一致的意见。在爱德梅能够说出的三言两语中，她肯定了这种假设。只有一个人——帕希昂斯指控我；但他是在他的两个朋友马尔卡斯和奥贝尔神甫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悄悄指控我的。

“用不着告诉您，”马尔卡斯补充说，“神甫保持绝对的沉默，拒绝相信您有罪。至于我呢，可以向您发誓永远……”

“闭嘴！闭嘴！”我嚷道，“甚至这样也不许对我说，好像世上有人真会相信似的。可是爱德梅咽气时对帕希昂斯说了一些离奇的话；她明明死了，你想蒙我是没有用的。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她没有死！”马尔卡斯叫了起来。

他对我赌咒发誓，终于使我信服。我知道他不善于说谎，整个人的表现会戳穿他仁慈的意图。至于爱德梅的话，他断然拒绝向我转述；由此我明白那些话是叫人受不了的。于是我从床上挣扎着起来，无情地推开想拦住我的马尔卡斯。我让人把一个鞍子扔在伯户的马背上，随即骑马飞奔而去。我抵达圣赛韦尔堡时活脱像个幽灵。我趔趄着一直走进客厅，除圣约翰之外没有遇到任何人。圣约翰瞥见我时惊叫一声，对我接二连三的问题没作答复就溜走了。

客厅里空无一人。爱德梅刺绣用的绷架，埋在她的手大概再也不会掀起的绿布下，在我看来就像罩布下的一口棺材。我叔叔的大扶手椅已不再在壁炉前的角落里；我的肖像——我请人在费城画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寄来的肖像，也已被从墙上取走。这些都是死亡和诅咒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