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你只能系两只气球。它们是你的乳房鸟。”

    “乳房鸟？太好玩了，爸爸，我喜欢这个叫法。”

    “真的喜欢？”大夫动了动眉毛，“那么，你也应该在胸前系上两只气球。”

    半小时以后，芬奇大夫走出家门，衣服上系满了气球。他把缀满气球的太阳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粉红色气球，从他的帽子上飘落下来。

    霍普和我跟在后面，大约有几步远。我们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父亲联合起来！今天是全世界父亲们的节日！我身上也挂满了气球，有的系在我的裤带上。霍普只有两只气球，胸口处各系一只。

    霍普的姐姐安妮跟在我们后面，还有她的儿子普比尔。安妮很恼火，她觉得参加这样的游行，是上了芬奇大夫的当。她拒绝系上“乳房鸟”，只在手里拿着一只气球。而普比尔却不含糊，六七只气球系在脚踝上，他小小的身体仿佛从地面上升起来似的。

    再往后面就是纳塔莉。她也同意系上“乳房鸟”，不过她坚持戴太阳镜，还有一顶大帽子，这样的话，她的熟人就不容易在街道上认出她。

    我妈妈走在队伍的末尾。她看上去十分紧张，而且心神不定。她右手握着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左手夹着摩尔香烟。她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女人，偶然出来散步，又偶然拣到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就随意地拿在手里。我不知道她是为参与这样的游行队伍感到羞耻，还是她的精神病即将发作，需要芬奇大夫为她实施治疗。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她此前曾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写得很辛苦，让我心力交瘁。”

    我们这只队伍沿着佩里大街前进，穿过了霍利尔广场，到达了主街，又进入市中心。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芬奇大夫用红色的卡祖笛（一种玩具笛子），一路吹着意大利歌曲《来自天涯的男人》。

    见到他的样子，路边的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而大夫就会停下来，嘴里“嗨，嗨，嗨”地打招呼，还把一张张油印的宣传单交给他们的父母，上面写着：“你们——情感不成熟的父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是一种灾难。”落款是：理学士芬奇，医学博士。

    孩子的父母礼貌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些烦躁和懊恼。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把宣传单扔进垃圾桶。我看到不止一位母亲认真检查孩子的手，确保他们的手指上没戴着小徽章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芬奇大夫组织的这种游行，实在是叫人羞愤透顶，无以复加，以至于我都无所谓了。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观念和行为，我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

    “请协助我爸爸教育全美国所有的父亲，”我们经过围观的人群时，霍普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地呼喊着，“请加入‘全世界父亲协会’。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治理好这个社会。”

    我们曾偶然经过五、六个史密斯大学新生的身边。他们倚靠在一座建筑物旁边，当我们的队伍经过时，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咯地讪笑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天真的小姐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位强壮、成熟而亢奋的父亲？你们当中，有谁想见识一下我的睾丸呀？”大夫大声问，表情有些顽皮，有些滑稽。

    女大学生们的微笑立刻消失了，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恐惧。毫无疑问，尽管她们曾领受过各种提醒和警告，但这种情形还是让她们防不胜防。

    接下来，芬奇大夫嘴里吹着口哨，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被警察在路上拦住。不过，当芬奇大夫向他们出示了驾驶执照，证明他是医学博士时，我们就获得允许继续前进。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似乎只要是医疗系统的人，你就可以摆脱麻烦，一路红灯。

    我妈妈落在后面了。她曾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浏览。她还停下脚步，进了一家鞋店，试穿了一双凉鞋。

    “你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和弗恩的关系现在很僵。我喜欢她，可她太虚伪、太做作，瞻前顾后，装腔作势。她有时候真让我头疼。弗恩是个传统的那种女人。”

    “唉，想不到她原来是个臭婊子。”我说。

    “行了，别这么说她。”我妈妈语气沉重地说，“这也是她丈夫埃德的原因，他根本不支持弗恩和我的关系，这就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拒绝放弃他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成员年龄都不小了，都能照顾好自己。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女儿也和你的年龄差不多。”

    “我知道了，戴尔德拉。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妈妈告诉过我，尽量别管她叫妈妈，而是叫她的名字。她更希望把我们想成是朋友，而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健康，也更成熟——她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