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她说，“我也希望如此。”接着，她的神情愉快起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有一首诗歌被《美国人》杂志选用了？”

    芬奇大夫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游行。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听最新流行的歌曲《女人的夏天》，一边慢条斯理地梳理发型。我刚刚用kms牌洗发水洗了头。我突然听到了有人争吵，声音很弱，很模糊。它来自于其他房间，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我尽量忽略歌曲中的“越来越快的脚步，带我去向何方”，飞快地辨别出个别争吵字眼。

    “傻×！”这是纳塔莉的声音。

    紧跟着，“操她妈的傻×！”这是霍普的回应。

    我立刻把唱针从唱盘上取下，走出了房间。我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潜行，隐藏在她们的房间外面。欣赏别人吵架乃至打斗，可比听《女人的夏天》过瘾多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的脸上露出坏笑。

    吵架是“六十七街”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我们是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么，吵架就是含有而难得的佳酿。

    “不，霍普。这和你无关。您老是认为，他妈的什么事都和你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太可怜了，你活得太不痛快了！”

    “闭嘴吧，纳塔莉。你为什么这么具有攻击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你这么恨我？”

    纳塔莉恶狠狠地大笑起来：“你这是扯烂污，泼脏水，是纯粹的自我转移。是你恨我，不是我恨你，可你却不承认，你这个被压抑的婊子。”

    “我何必不恨你，纳塔莉？”霍普恼恨地大声说。

    “少跟我来自我克制这一套！”纳塔莉立刻反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词汇暴风骤雨般地暴涨起来，除了自我转移、自我克制，我还知道了自我压抑、主动进攻，被动防御、神经质、抑郁药、镇静剂什么的。

    除了互相称呼对方的大名——比如婊子、妓女以外，芬奇大夫家里的人还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迅速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划分理论，把它们收藏到辱骂对方的词库中。

    “你还太嫩，还处在口腔期，你永远也到不了肛门期。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到达肛门期，可你没戏了！你是个不成熟的、性冷淡的老处女！”纳塔莉高声尖叫。

    “别这样为难我，”霍普说，“别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我身上。”

    “你的逃避战术根本不会奏效，”纳塔莉提醒她，“我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溜走。你不是对我有仇恨吗？那你就必须面对我的质问！想躲？做梦！”

    我看看附近那台大钢琴，我回想起过去更加快乐的时光。就在上一周，芬奇大夫的一个病人——她名字叫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为我们弹轻音乐作为伴奏，而纳塔莉、霍普和我站在钢琴旁边歌唱：“我们的家园在哪里？那是一块最美丽的土地……”只要我们愿意，休会长时间为我们弹奏，前提是我们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她坚持让我们叫她“芬奇博士”。

    “你需要和爸爸谈一谈，纳塔莉。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我爱你。你需要找爸爸看病，先在我这儿预约一下吧。”

    我听见纳塔莉用力跺脚的声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她会绕着楼梯拐进客厅，因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在她们房间的侧面。要是她看见我，知道我在窃听，我就倒霉了。谢天谢地，她的脚步声很响，不过不是进入客厅，而是把她的姐姐扭倒在沙发上。

    “好啊，婊子，你快说啊！”

    “你放开我，”霍普说。我听见她呼吸很困难，纳塔莉可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孩。

    “快承认吧！”

    “纳塔莉，快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那你就去死吧。”

    接着是一阵安静，然后是霍普挤压着嗓子，好容易发出的声音：“好啦，好啦，我恨你。现在你高兴了吧？”

    “呸——”纳塔莉吐出了一口恶气似的，“妈的！”她咚咚咚地跺着脚走出房间，走到楼梯上，“狗屎！”她站在楼梯口喊道：“你在情感上永远也长不大，永远！”

    霍普大声说：“纳塔莉，我会想办法给你弄个限制法令，把你看管起来。你现在失控了，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纳塔莉砰地关上了房门。

    吵架结束了。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这场恶战充其量只能打四分。或许是四分半。十分意味着警察的卷入，或者有人需要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在芬奇大夫家里，争吵一旦发生，其他人都不参与，而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是：人数越多，吵架就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