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灯关了。”她边说边向楼上走去。她迈开步子时，衣服发出嗖嗖的摩擦声，一阵奇怪的气味跟着进入我的鼻腔，似乎有几分甜兮兮的，又仿佛是某种化学药品的味道。这又让我难过起来，因为在她将要离家出门时，这种气味就会不失时机地出现。

    “好，我知道了。”我说。放在柳条洗衣篮旁边的去湿器，发出橙色的光亮，像一双眼睛似地盯着我，我也不禁回头看着它。它让我感到恐惧，不过妈妈在这里，我就不觉得紧张了。不过她这时行走如风，她穿过整个房间的大半个地板，走近那个墙角的壁炉，即将转过那里，拾级上楼，那我就不得不独自留在黑漆漆的浴室附近，让去湿器的那双眼睛盯着我，多吓人啊，所以我开始奔跑了。我去追赶我妈妈，我确信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向我扑过来，而且就要抓住我了！我从妈妈的身边经过，快步跑上楼梯，手足并用地爬啊爬，拼着小命地冲啊冲，我冲在了最前面，冲到了楼梯顶部，以俯视的姿态回头看着妈妈。

    她爬楼梯时放慢步子，提起裙摆。她仿佛故意这样做，似乎是在提醒我，什么叫优雅，什么叫风度。瞧她的姿态，活像一个女演员，正缓步走上红地毯，走到领奖台上，接受电影艺术科学院为她颁发的奥斯卡金像奖呢！此时我妈妈的眼睛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在我的眼前绽放。她提醒我：“你上楼梯的样子，像极了克里姆。”

    克里姆是我们养的狗，我们都很喜欢它，它是我和妈妈的私有财产。我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很像克里姆，譬如说，这条金黄色的小猎犬，只要一声令下，就会马上把猎物衔给妈妈，这让妈妈非常满意。

    妈妈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脸上笑眯眯地，完全是一副讨好的表情。

    我的孤独感太强烈了，我还是不想她离开家。

    “我回家之前，你可以睡个好觉，”她告诉我，“祝你晚安，我们明早见。”

    “你要去哪儿呀？”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次数，简直多如牛毛。

    妈妈去北安普敦参加朗诵会了。她是个未来的大诗人，我期待着妈妈成为明星，她也有这样的奢望，比如，她也许可以成为像莫德那样的电视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爸爸则把另一种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他还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他患有牛皮癣，牛皮癣覆盖了全身，使他看上去挺像一条鲭鱼，一条可以直立行走、穿着粗花呢衣服的鲭鱼。而且，他的热情，他的慈爱，他的友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跟石化木一样。

    “您能陪我玩一会儿跳棋吗？”我带着哭腔哀求。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一边批改卷子，一边喝着一大杯伏特加。他此时是判官的角色，我知道，有些学生肯定要在他的笔下倒霉了。

    “不行，儿子，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过一会儿你能陪我玩吗？”

    我爸爸头也不抬，眼睛盯着卷子，手握红色的钢笔，在空白的地方打出分数。“不行，儿子，我不能陪你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要做的工作很多，我现在就很累了，我的膝盖也难受起来了。”

    我和爸爸唯一一块儿做的事情，就是把垃圾送到外面的垃圾场。“奥古斯丁，”他会在楼下的地下室招呼我，“你要是能把垃圾全部装到车上，我就开车带你去垃圾场。”

    我的情绪戒指掉到地上，我踩到上面，险些滑倒。我迅速冲向楼下的地下室。他穿着一件黑红相间、有方格图案的工作服，正把两个绿色塑料袋扛到肩上。“你要检查一下，看袋子顶部是不是扎紧了，”他警告我，“你不想袋口破裂，垃圾撒得满地都是，对不对？要把这么多垃圾从地板上收拾干净，那可是一场噩梦啊！”

    我拽起一个垃圾袋，拖过地板，挪向门口。

    “哎呀儿子，你别拖着那个袋子，你会把袋子底磨破的，垃圾会掉得到处都是，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你说的是让我把顶部扎紧。”我争辩说。

    “没错，我是那么说的，可这还用我格外提醒你吗——你不能拖着垃圾袋在地板上走。”

    他说的不对，我看过电视上播过的这种“强力垃圾袋”的广告。“它不会破的，”我反驳了爸爸，继续拖着垃圾袋。

    “听着，奥古斯丁，你得把垃圾袋扛起来。你要是不听话，不扛起袋子的话，我是不会带你去垃圾场的。”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袋子扛到肩上，送到门外的小货车上。接着我返回地下室，去扛起下一个垃圾袋。我们让垃圾积攒了好几个礼拜，所以通常至少有二十个垃圾袋需要运走。

    小货车终于装满了，我钻进车里，坐到前排座位上，身体挤在爸爸和一个垃圾袋之间。存放了很久的牛奶盒子、鸡蛋壳以及废弃的烟灰缸发出的发霉的味道，让我兴奋不已，我爸爸也很喜欢这种气味：“我相当爱闻这种味道。”当我们驱车驶向六英里以外的公共垃圾场时，爸爸忍不住补充说，“和垃圾堆住在一起，我一点儿也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