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人民报》。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