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鲁，但每次走进医院，我就控制不了。我无力改变。我恨癌症，我恨它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现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愤怒，沮丧，无奈。我很生气，气沃尔特斯医生，气谢特玛医生，气护士、实习生、其他病人，气这个遭上帝遗弃的、压抑的圣卢卡斯医院的建造者，气今天早上路口那辆车里的人，绿灯亮了很久他都没有注意到，还气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尽量不把她看做是头母牛。

    我对自己这么生气也感到生气。我气自己不能听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门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祸福与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来了，当然，昨天卡门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和安妮，她说我真的很好，陪她来做化疗，那时我为自己而骄傲。当然，我说过我们俩一起对抗癌症，我们不会让它占上风的。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卡门因为我故意逼自己表现好，所以才在走过走廊时给她拥抱，说安慰的话，吻她的脸颊和头顶，用拇指抚摩她的手心吗？我只是为了实践当时在教堂里的承诺？但是说真的，我的确是在勉强自己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那个实习生拿着一个巨大的特百惠盒子进来，盒子的盖子用两片铁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说，“我来打电话叫医生准备滴液。”

    医生是个羞涩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

    “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兰斯。”珍妮指着卡门说。

    弗兰斯医生和卡门握手，脸红了。和那些老家伙不同，呃？弗兰斯很幸运，卡门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将目光放在哪里。看见别的男人认为卡门有魅力时，我会非常骄傲得尾巴都翘上了天，通常我都会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来表现——就是尽可能酷地看着那个当事人。你喜欢这位你盯着看的美丽女士吧，你这个傻瓜？继续做梦吧！然后我就会无比骄傲，因为我是卡门的丈夫。

    卡门的哭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因为弗兰斯越来越紧张，说他必须再重新做一遍。他没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针——我看到针，吓傻了，直径有半厘米——扎进正确的血管。我怒视弗兰斯，但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和珍妮忙着止住卡门手上涌出的血。

    弗兰斯第二次尝试似乎很成功，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因为他鼓舞性地说，“看起来好些了”，还一边轻轻拍着卡门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马上说，松了口气。她抓住卡门的左手，轻轻抚摩，而我——几乎无法控制住泪水——坐在卡门的另一侧，把她的头靠在我胸口，这样她就不用看医生在她手上到处下针。

    “对不起，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兰斯抱歉地说。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