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起笑了起来。妈妈还在帮泰尔玛小姐擦眼影到眼睛下。 

    “不要动啦，”妈妈说，但她们依旧笑个不停。 

    “我觉得妈妈应该再嫁个人，”吕贝塔说。 

    有一次，我从大学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这么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还很漂亮。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漂亮。她也没有以前那样瘦了。” 

    “她不想嫁人。” 

    “你怎么知道？” 

    “她不需要再嫁人，吕贝塔，知道吗？” 

    “如果她现在不嫁人的话，她就永远也嫁不出去了。” 

    “别说了。” 

    “她现在都穿上束腹裤了，查理，我看到的。” 

    “我不管，吕贝塔！上帝啊！” 

    “你以为你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吗？” 

    “胡扯。”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吗，‘好吃，好吃，真好吃？’真是傻极了。你们大学里怎么还会不停的放呢？” 

    “结婚的事情是妈妈和你提的吗？” 

    “可能是。” 

    “吕贝塔，不要开玩笑。她到底说了什么？” 

    “没有，好了吧？但鬼知道，爸爸死到在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妈妈不应该总是一个人。” 

    “不要说脏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查理。你管不着我。” 

    那一年，她十五。我二十。她一点也不知道爸爸的事情。她不知道我看到了爸爸，还在和爸爸交往。她希望妈妈开心。我希望妈妈维持原状。离开妈妈用手掌心碾碎玉米麦片的那个星期六早晨，九年过去了。九年了，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家。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拉丁文，有一天我学到了拉丁文中“离婚”这个字。原来，我一直以为离婚的词根来自于“分割”，其实，这个字的词源是“改道”。 

    我觉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离婚都是“改道”，把你从熟悉的生活道路，改道到另一条陌生的路上，把你从你以为你需要的事情中带走，然后让你的生活陷入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去，比如说，讨论妈妈的束腹裤和她该不该再婚的问题。

 鸡仔的选择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中的两天，因为这两天分别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快乐，和最难过的一天。最快乐的那一天，发生在我大学两年级，秋季开学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校棒球队，所以还有时间结交朋友，玩耍。中考过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学校兄弟会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大派对。派对上，灯光很暗，人很挤，音乐很响。旋转的灯光把人人照得光怪陆离。我们大声笑着，嚷着，举着装满啤酒的塑料杯不停干杯。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唱歌，并模拟出弹奏吉它的样子——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那。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歌词我都能背下来！” 

    “上台去唱啊，”一个朋友说。 

    “放这首，放这首，笨蛋啊，”另一个人说。 

    我和朋友们围住了唱机，把指针放到“有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首歌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傻掉了，因为这显然不是摇滚乐。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两个同伴身上。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很尴尬，然后他们晃动着屁股，手指向我。我倒是感觉很放松。我想，管它呢！所以当鼓声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的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队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