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演出中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我心里就是那么一颤——我对她一见钟情。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的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如果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的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桶装的大包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 

    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