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播放复原院指南的磁带。我最喜欢的是这段：远离尘嚣的富兰克-赖特式建筑，由整齐优雅的黄杨木环绕而成；建筑的内部当然是杨-施拉格式的；充裕的房间，充沛的阳光，结实的床垫，和三百织的白色埃及棉床单……还有一只床头几（也许是桦树木做的，还有层镀锌钢面），上面摆着专为酗酒人调制的鸡汤和柠檬冰水。

    我还联想到光洁可鉴的油布地板（既然这种病房化的细节我都已经想到了，所以我想我尽可以更天马行空地进一步发挥）。我想护士们不会穿白涤伦，那样太清一色，太模板化了；她们也许会穿量身定做的麻制工作服。当她们站在俯瞰百合花池的落地窗旁时，我将能将她们那被照映出的修长的腿一览无余。

    我想，那还会有个大泳池。我会容忍它里面严重的氯味，我会体谅这一点的，毕竟那是家医院。

    我想，在现代化装备的健身馆里还会有专门的游泳训练，到时我一定会将我腹部囤积的赘肉全减掉。

    我想，我每天的饮食将会被严格要求和限制，估计会是蒸当地鲑鱼和时令蔬菜，他们还会有杏仁蛋白糖草莓甜品，但我会礼貌地拒绝这些的。

    然而当平原的景色渐渐被工业园区替代时，我开始焦灼不安起来，映入眼帘的是我前所未见的停满小型货车的停车场。我脑子里像放电影样的想像戛然而止。

    郁郁葱葱的景色去哪了？游满稀有的日本金鱼的池塘去哪了？还有那些蜿蜒曲折的散步小径呢？

    出租车向左拐进少女巷，医院应该就在巷角处。但我看到的是耸立于一片工业建筑中的皮尔斯贝里工厂仓库。穿过皮尔斯贝里（还有它在草坪上的“面团宝宝”），是座褐色的70年代的办公楼，楼檐上的招牌已不翼而飞，草坪已经被人踏平，草坪前方的一个标牌上的字母已经残缺不全——上面现在还剩：pouinste。

    缺胳膊少腿的标牌通常是不祥之兆。记得小时候，当地有一家杂货店的“pricechopper"少了个“e”，而且“pricchopper"的图标正好是一个男人挥着斧子。这是一种诡异的要阉割的姿势。这深深刺激了当时十二岁的我。

    哦，我的天！

    楼内一派繁忙景象，有种乡下诊所的氛围：一个接待员手举两个话筒，正对着其中一个讲；两个人隔着张椅子坐着，读过期报纸；一棵巨大的假垂叶榕在窗角若隐若现，垂着它灰尘仆仆的叶子。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接待员问。那是一个有一头像老鼠毛一样短发的、没有下巴的二十几岁的女人，她还长着水泡眼、水泡鼻和水泡牙齿。我告诉她我是来登记的，她友善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来漂白牙齿的。“请坐一会儿，马上就有人过来。”

    我能感到我的耳朵在充血跳动，我的脸直发烧。顷刻之间，所有的影像就要成真。

    我现在就可以走，我可以说：“我有东西落在出租车上了……”然后我就掉头走回停车场。我走完十五尺，安全以后，就可以夺路狂奔。回到纽约后我可以跟每个人说：“我在飞机上顿悟了，我彻底想通了……心理上完全想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会看见我喝酒了。”

    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朝我走来。

    “嗨……”她像唱歌一样朝我走来，“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了，我是佩吉，跟我来。”这个女人身材很矮，但是不合比例地宽，而且她一身白涤伦装。她还有一头过肩的金色卷发，但是靠发根处却很黑，几乎占了整把头发的一半长。她喋喋不休地对我说着话，但是我已经晕得听不进去了。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已经不小心掉进了宇宙间的虫洞里，莫名其妙地跌进了某种严酷的生活。

    我被她领着兜兜转转地走下了一段楼梯，再往左拐，穿过一扇门，最后我发现自己突然进了一条长走廊。走廊两边都是房间，门都开着。我一边走，一边偷偷朝房里看。这很容易，因为每间房都被屋顶的荧光灯照得透亮。我注意到每间房有三张床，我还闻到空气里飘着一股模模糊糊的消毒剂和婴儿粉的味道。有些人坐在床上，无所事事而茫然地朝走廊里。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禁用梳子。一个男人一边啃指甲一边惊恐地看着我，他花白的头发乱作一团。

    这时一个身穿蓝色医院长袍的老人从我们面前穿过，老态龙钟的脸憔悴不堪，背开了个很大的口子，线头耷拉着。他深陷的双颊让我禁不住往后退。

    这里简直是糟透了！

    我像心理助产似地深呼吸了口气，但是突然想起来这里的空气里全是细菌，于是又赶快憋住嘴。为了随时监控现在濒临恶化的形势，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佩吉。她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她的鞋跟已经磨得又细又糙——她似乎随时都会倒向左边。这是不是意味着她要经常走路，经常由于突发情况而跑动？是突袭、还是逃跑？

    她领着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四张灰色钢桌子和许多灰色的钢档案柜，房间一侧是宽达一整面墙的窗户，窗户俯瞰着住院区，那扇窗户装有网状护网，结实得能经得起一张双人沙发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