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一触即发，一往无前（chiat/day这样为锐步摇旗呐喊）。

    想做便做（weiden&kennedy替耐克对人们振臂欢呼）。

    见鬼，有什么不太对劲。（我在浴室里对着镜子说，时值凌晨四点半，而我正处于彻头彻尾的焦头烂额之中。）

    星期二晚上，我家。我已在家待了二十分钟，一直在查信件。当我打开账单时，我要疯掉了。因为某个原因，我写支票很费劲，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一拖再拖，直到万不得已。一般这时我已经债台高筑了。我并不是付不起这些账——我付得起——而是面对这些生活责任时我会很惊恐。我对有些社会常规还不习惯，所以只要电话还是连通着，或者其他电器还处于运行状况时，我都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我把所有账单存在炉子旁的一只盒子里，个人信件和卡片则散乱地放进我桌子上电脑和打印机间的空档里。

    电话响了，我让答录机去接。

    “嘿，是我，吉姆……就是问你想不想出去喝一杯。打电话给我，不过最好能现在接电话。”

    我接起电话，这时电话像被掐着脖子的猫一样尖叫起来。“当然想，”我告诉他，“我现在血液里酒精含量低得要死。”

    “那雪松馆九点见。”他说。

    雪松馆在大学大道12号，我在第十大道3号，相隔仅几个街区，吉姆在第十二大道二号，所以雪松馆是我们这条杠杆的支点。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马提尼酒份量很大，伏特加的量大也很足。“那儿见。”我说，然后挂断。

    吉姆很厉害，是个出色的治丧人。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讲他已不算是治丧人，他毕业后做了棺材推销员，如他所形容的——“一份未雨绸缪的事业”。葬礼行业委婉说辞盛行，根据他们的行话，实际上没有人“死”，他们只是“搬走了”，和到另一个时区旅行没什么区别。

    他总是穿着过时的夏威夷衬衫，即便冬天也如此。你看着他时会觉得他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蓝领男人，比如巡警或小比萨店主，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治丧人。去年我生日时，他给了我两只瓶子，一只装着漂亮的粉红色乳液，另一只装着琥珀色液体，竟然是尸体防腐剂。我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但这件事实在是太出格了。

    几个小时后，我走进雪松馆，顿时浑身舒畅。我的左边是个巨大的旧吧台，一个世纪前由几株老橡树手工雕刻而成。这个老吧台竖在那里，恰似对自然保护主义者不屑一顾地竖起的一根中指。吧台后面的墙上镶着同样的木头，里面嵌着一面蚀刻而成的高镜子；镜子旁是灰暗的有彩色玻璃灯照的铜灯座。这个地方的灯泡没有超过二十五瓦的。酒吧后部是漂亮高大的木制售物台，里面卖鸡炒牛排、鱼和薯片，还有芝士三明治。我想我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并且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

    虽然我已早到了五分钟，但吉姆已经坐在吧台那了，半杯马提尼已下肚了。

    “马提尼不错嘛，”我说，“来多久了？”

    “我太渴了。刚到。”

    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点唱机旁，身穿卡其布休闲裤，粉红和白色条纹相间的牛津布衬衫和白色锐布鞋。我立刻断定她是个刚下班的护士。

    “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我说。

    他看着我，一脸你怎么知道的表情。“为什么不是呢？”

    “你看她喝的是什么？咖啡。”

    他脸露苦相，不再看她，然后又喝了一口酒。

    “你看我今晚不能待得太晚，我明早九点还得跟人会面。”

    “会面？”他一脸疑惑，“为什么？”

    我转转眼睛，抬起手指摇摇，示意服务员。“我的客户faberge正在研制一种新香水，他们希望广告代理明早能和他们一起参观他们的蛋雕展览，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我点了一杯ketelone原产于荷兰的伏特加酒。马提尼，杯里笔直地插着一片橄榄叶。他们这里用的橄榄叶比较小，我很喜欢；我很看不惯那种又大又肥的叶子，它们占了杯子太多空间。

    “所以我得西装革履，整个早上都要在那儿看那些该死的蛋。后天还得跟他们的高层开个可怕的会，讨论些所谓的全球大事。这种会，让你开前几个星期就头疼得不行。”我呷了口马提尼，口感真不错，好像为我量身定做的。“天啊，我厌恶我的工作。”

    “你应该找份真正的工作，”吉姆说，“广告行业挺没劲的，天天除了开会就是看那些蛋。你是挣了几沓钱，但你没一天不发牢骚。上帝啊，你还不到二十五岁呢。”他把拇指和食指伸进酒杯里，把橄榄叶夹起来扔进嘴里。

    我看着他，忍不住想，刚刚上班时他的手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