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西尔维亚便低声说道：“深呼吸，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说。” 

我们必须从教堂的门廊经过才能回到停汽车的地方。 

那时，我们才看见了后墙上的铜牌。日期是1922年，是为了纪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设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温琴佐·达历山德罗，法玛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他为之忠实服务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哦，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个家族教堂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会提出到这里来吗？” 

然后她用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柔声问道：“你仍愿意和我结婚吗？” 

“当然啦，西尔维亚。只要不在这里。” 

我们在意大利和美国使馆的经历与在教堂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地态度和蔼的职员答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尽快同意我们在国外结婚。他们都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我们冒着让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险，退掉了在尼亚拉饭店预定的当晚的餐位，而在公园咖啡厅匆匆喝了一杯蒸馏咖啡就动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么，马修？” 

“仅仅是在琢磨而已。”我说。 

“琢磨什么？” 

“琢磨你父亲需要多长时间把我们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别傻了，什么也不可能使我们分开。” 

“别那么自信。” 

“我说，你现实点，我们已经超过21岁了，他怎么可能阻止我们呢？” 

“西尔维亚，”我半开玩笑地说，“以你父亲的关系，他可以让你参加意大利的第一个前往火星的太空项目。” 

我们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环境使我们非常高兴。那晚我们久久地、热烈地做爱。 

后来我们拥抱着静静地躺在那里。 

西尔维亚悄声说：“马修，没关系。” 

“什么？”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我紧搂着她。真的，别的什么也不重要。 

第十一章 

“不行，弗朗索瓦，你不能硬要我这么干。” 

如果这是军队，我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我投身于这一使命时，我曾认为不会有任何任务能可惜或令人不安到无法执行的地步，但是我错了。我发现自己无法拿着武器向另一个人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的人里，居然是弗朗索瓦在对我的和平主义进行考验。 

“听着，马修，你得现实点。这些大门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进行一场战争。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保卫你的病人的安全。为了他们，同时也为了你自己，你有责任学会使用这把枪。” 

但是他身不由己的举动表露了他真正的情感：从他那小心翼翼地在手指头上吊着那把.38口径的自动手枪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也非常厌恶用训练来拯救生命的手去握导致死亡的工具。“让我告诉你吧，为了减轻你的负罪感，我建议做出下列妥协：学会使用这个东西，把真正需要开枪的决定推迟到问题直接面对你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恼怒地吸了一口气，补充道：“至少答应我做一下选择。” 

我让步了。 

此后的两个星期，每天早上6点半钟，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大院的一个偏僻角落，尽可能远离每天早在医生开门前很久就排在门外的大群病人。 

弗朗索瓦展现出了他一直不为人知的艺术天资——他做了3个硬纸板人形，在心脏部位贴上了6个同心圆。然后他把“哈泼”、“奇柯”和“格罗丘”分别放在10米、20米和30米之外，向我们演示怎样以无情的准确性将它们处死。我的一些医生同事，包括西尔维亚，很喜欢这种练习。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成了我们之中的神枪手，甚至连弗朗索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希勒，你要是有朝一日给人治病治腻了，可以去做个黑手党的杀手。”他开玩笑说。不用说，我并没有笑。 

弗朗索瓦的枪迅速具有了护身符的地位。它成了我们的亚瑟王神剑：它将在邪恶下保护我们，使我们能不受伤害地完成我们神圣的职责。 

我们1978年到达的时候，内战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向来爱冒险的苏联人卷入进来，大规模地重新武装了埃塞俄比亚政权。他们大大增强了的军火实力，使形势对厄立特里亚起义者非常不利，在撤退中到处遭到了流血浩劫。 

这些挫折使大批群众流离失所，联合国的救济人员拼命设立难民营。在甘契瓦以东40英里我们这个地区最新建立的一个难民营里仅有两名护士、简单的急救设备和一些治疗诸如随处可见、死亡率极高（特别在儿童中）的痢疾等病的“看家药”。由于我们最近似于“医院”，便定期派出两个医生去给这些难民治疗较为紧急的病症。 

我和西尔维亚盼望着一起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当时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冒失之处。对于我们来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既可表现无私精神又可以亲密相处的机会，让我们既能得到“表扬”，又能在路途上一连几个小时快活地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旅途上不是没有危险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厄立特里亚解放力量以及纯粹的盗匪就像城市里对立的团伙那样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无谓地打仗，根本不管在交火中打中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