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想喝？”

    我摇头。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我是不愿意返校，但初中毕竟是义务教育，不能不接受的。再忍耐几个月就能毕业，毕了业往下就随便我怎样了。”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逃也无处可逃。”

    “想必。”我说。

    “看来你是成长了。”

    我摇头，什么也没说。

    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住太阳穴。电话铃响了，他置之不理。

    “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电话铃停止后他说道，“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

    ——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

    我看着大岛手中的铅笔。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但稍后一会儿我必须继续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至少要装出那种样子。我深深吸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肺腑，将感情的块体尽量推向深处。

    “什么时候再回这里可以么？”我问。

    “当然。”大岛把铅笔放回借阅台，双手在脑后合拢，从正面看我的脸，“听他们的口气，一段时间里我好像要一个人经管这座图书馆。恐怕需要一个助手。从警察或学校那里解放出来自由以后，并且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这里。这个地方也好，这个我也好，眼下哪也不去。人是需要自己所属的场所的，多多少少。”

    “谢谢。”

    “没什么。”

    “你哥哥也说要教我冲浪。”

    “那就好，哥哥中意的人不多。”他说，“毕竟是那么一种性格。”

    我点头，并且微微一笑。一对难兄难弟。

    “嗳，田村君，”大岛盯视着我的脸说，“也许是我的误解——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多少露出点笑容了。”

    “可能。”我的确在微笑。我脸红了。

    “什么时候回东京？”

    “这就动身。”

    “不能等到傍晚？图书馆关门后用我的车送你去车站。”

    我想了想摇头道：“谢谢。不过我想还是马上离开为好。”

    大岛点点头。他从里面房间拿出精心包好的画，又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递到我手里。

    “这是我的礼物。”

    “谢谢。”我说，“想最后看一次二楼佐伯的房间，不要紧的？”

    “还用说。尽管看好了。”

    “您也一起来好么？”

    “好的。”

    我们上二楼走进佐伯的房间。我站在她的写字台前，用手悄然触摸台面。我想着被台面慢慢吸入的一切，在脑海中推出佐伯脸伏在桌上的最后身姿，想起她总是背对窗口专心写东西时的形影。我总是为佐伯把咖啡端来这里，每次走进打开的门，她都抬起脸照例朝我微笑。

    “佐伯女士在这里写什么了呢？”我问。

    “不知道她在这里写了什么。”大岛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她是心里深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离开这个世界的。”

    深藏着各种各样的假说，我在心里补充一句。

    窗开着，六月的风静静地拂动白色花边窗帘的下摆。海潮味儿微微漂来。我想起海边沙子的感触。我离开桌前，走到大岛那里紧紧抱住他的身体。大岛苗条的身体让我回想起十分撩人情怀的什么。大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世界是隐喻，田村卡夫卡君。”大岛在我耳边说，“但是，无论对我还是对你，惟独这座图书馆不是任何隐喻。这座图书馆永远是这座图书馆。这点无论如何我都想在我和你之间明确下来。”

    “当然。”我说。

    “非常solid①、个别的、特殊的图书馆。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我点头。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