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侧过身来。"这很重要。人类失去了上帝创造的宇宙中心的位置。你明白这一变化的后果吗？现在，当你注意到天气变化，植物生长，或某个人突然去世，你会感到忧虑或困惑。而在过去，你也许会说，这一切全由上帝或魔鬼负责。随着中世纪世界观的瓦解，确定性也随之而去。所有那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需要新的界定，尤其是上帝的性质和你与上帝的关系。

"随着这种意识的出现，"他接着说，"现代社会开始了。民主精神和对教皇及王权的普遍不信任滋长起来。由玄思和教义信仰界定的宇宙不再为人们盲目接受。尽管丧失了确定性，我们不愿让某个组织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就像牧师做过的那样。要是你处在那个时代，你会参与到科学新使命的创立中去。"

"什么使命？"

他笑起来。"你会放眼注视这个不确定的无垠的宇宙，你会像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取得共识的方法，一种系统探索我们的这个新世界的途径。你会把这种揭示现实的方法称作科学方法，也就是对宇宙如何运作的观念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某种结论，再把这一结论提供给他人，看他们是否同意。

"然后，"他接着说道，"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探索者向这个新宇宙进军，你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探索这个世界，对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作出解释。

"你知道你已丧失了那个由上帝统治的宇宙的确定性，因而你也就丧失了上帝本身的确定性。但是，你以为你拥有一种方法，一套取得共识的程序，通过这一程序，你可以揭示周边事物的特性，包括上帝，也包括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的真正目的。所以，你打发这些探索者去探明你所处环境的特征，然后回来作出报告。"

他停下来看了看我。

"手稿认为，"他说，"此时，我们开始形成某种主见（我们现在对此有所醒悟）。我们打发这些探索者去寻求有关我们生存的圆满的解释，但由于宇宙的复杂性，他们还不可能马上就凯旋归来。"

"这主见是什么？"

"请你再置身于那个时代，"他说。"当科学方法不能带来上帝和人类生存目的的新概念，确定性和意义的缺失就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需要别的什么来填补，直到我们的疑问得到解答。最终我们得到了似乎非常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我们彼此瞧瞧，说：好吧，既然我们的探索者还没有带着对我们真实的精神状态的发现返回，我们何不一边等待，一边就在新世界安顿下来了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知识来驾驭这个新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在此期间着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增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安全感呢？"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那就是我们所做的。四个世纪前！我们把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热衷于征服地球并利用其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境况，这样我们摆脱了迷惘。只有现在，当我们走近这一千年的末端，我们才看清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切渐渐演变成一种偏执。我们沉湎于构造一种世俗的、物质的安全感，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精神上的安全感。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精神的实际状态如何，这类问题慢慢地被搁置起来，最终完全被消解掉。"

他严肃地看着我，随后说道，"努力建设一种更舒适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已成了我们的全部感觉所在，从而也就被视为生活的一个理由；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忘掉了我们生存的根本问题……我们忘了：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活着。"

窗外，飞机下方，我能看见一座大城市。从飞行路线来判断，我想这是弗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我对它的交通干道和商业大街的几何形组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人类建造的有计划有秩序的形态。我打量一下多布森，他眼晴闭着，好象睡着了。他给我讲了一小时有关第二条真知的内容，随后午餐来了，我一边吃，一边跟他谈沙琳的情况和我为什么要去秘鲁。后来，我望着窗外浮云的各种姿态，想要回味一下他所说的。

"哎，你怎么想？"他突然问道，睡眼惺松地望着我。"你理解第二条真知了吗？"

"难说。"

他朝其他乘客歪歪头。"你不觉得你对人类社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了吗？你明白人们是怎样走向偏执的吗？这种认识能够解释许多事情。你知道，有多少人整天忙忙碌碌，有多少人是Ａ型行为者或患上因长期工作压力而引起的紧张病以致放松不下来？他们难于放松是因为他们为日常事务所缠，生活圈子狭小而只考虑实际问题。他们以此来避开再次面对在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不清。

"第二条真知拓展我们的历史意识，"他又说道。"它启发人们这样考察文化：不只是从我们所在的时代的角度出发，而是要从整个千年的角度出发。它揭示出我们的偏执，从而帮助我们超越偏执。你已经历了这种长远的历史。如今你不仅生活在现代，也生活在漫漫千年之中。现在当你观察人类社会，你应该能看清这种迷恋，即只关注经济发展的严重的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