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杰这一下可得到他要的新闻了：他连忙写起通讯稿来。

    "我很抱歉，"上校说，"这是不能在报上发表的，只能作为参考的背景材料。"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这是新闻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给你们帮忙。"

    "不，这是得让外交官们去交涉的问题。"

    "发表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那些法国记者这时候全茫然不解了：他们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上校打破了惯例。几个法国记者气愤愤地一起抱怨起来。

    "有没有害处，我没有资格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各报会说：哦，法国人总是在抱怨，总是在乞讨。而在巴黎方面，共产党人又会指责说，法国人正在替美国流血卖命，美国连一架用旧了的直升飞机也不派来。这种新闻发表了没有什么好处。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飞机，敌人还是在那边，离开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可以发表说，你们急需直升飞机，可以吗？"

    "你可以说，"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飞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他带着一种惊异而愤懑的神情又说了一遍。"你可以说，要是一个人在这场战斗中受了伤，并不是受了重伤，只是受了伤，他心里很明白，他大概已经完蛋啦。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才给人抬上救护车，道路又极糟，车子也许会出毛病，也许还会碰上一次埋伏，结果就生坏疽死去。倒不如当时就给打死还好受些。"法国记者们都把头伸向前去，想听明白上校说的是些什么。

    "你可以把这些全都写下，"上校说，因为他形体优美，所以反而显得更加怨恨。

    "interpretez，"他吩咐说，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做一件他很不熟练的工作：从英语翻译回法语。

    "正戳中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十分得意地说，他马上跑到酒吧旁的一个角落里去草拟他的电报稿。我的电讯没有一会儿也写好了：在发艳，我写不出什么那些新闻检查官会放行的东西。假如值得报道的新闻很好，我本可以飞到香港去，由那儿发电报，但是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危险呢？我很怀疑。要是给他们驱逐出去，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那将是派尔的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正是他的胜利，我的结局——是一封祝贺我升职的电报。但丁当年始终没有想到这样施加压力去惩罚他诗篇中受到谴责的情人。保罗从来没有被提升进入"炼狱"。

    我上楼去，回到我那间空荡荡的、冷水龙头漏水的房间里（在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在床边一屁股坐下，那一大束蚊帐像一团乌云似的在我的头上膨胀开来。

    报馆要我回去担任新的外交事务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在伦敦黑修道士车站附近那座阴沉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楼里，电梯口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的饰板像。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从西贡转到河内来了，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已经传到了凤儿的耳里。我从此就不再做记者了：我得去发表意见，而作为这个空洞特权的报酬就是，剥夺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希望。我有经验，可以对付派尔这个脸皮娇嫩的小青年，在男女两性之间的花招上，年龄也是一张王牌，就和青春一样，但是如今，我连再竞争十二个月这个有限的前途也提不出来了，而前途却是王牌。我嫉妒那些受到惩罚在这里送死的、最思念家人的军官。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欲哭无泪，我的泪管就和这里的热水管一样干枯。哦，让他们有家吧——我只要我在卡蒂纳街的那间屋子。

    在河内，天黑以后就很冷，灯光也不及西贡的明亮，比较配合这里妇女颜色较深的衣服和战争这一事实。我沿着冈贝塔街走到和平酒吧去——我不愿意到大都会酒店去跟在那儿喝酒的法国高级军官、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一块儿喝酒。等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到了远远的大炮声，是朝和平府那个方向发去的。白天，有车辆往来，听不见炮声，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寂静，只听见车铃声丁丁当当，那是三轮车夫拼命在兜生意。皮埃特利还坐在他的老地方。他生着一个古怪的长脑壳，高踞在肩头上，活像一只梨子摆在碟子里，他是一个警官，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人。这和平酒吧就是他女人开设的。他也是一个并不特别想回老家的人。他是科西加岛人，不过他比较喜欢马赛，至于拿马赛跟河内比，他愿意任何一天都坐在冈贝塔街的人行道上：他更喜欢他这个宝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这封电报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