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赌一下，怎么样？"他问。

    "干吗不来呢？"

    我们掷起骰子来。在我看来，我离开了冈贝塔街和卡蒂纳街，喝不到这种淡淡的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听不见这种普通的掷骰子的声音，看不见大炮的火花像一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我就似乎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我说："我快要回去啦。"

    "回家吗？"皮埃特利问，一面掷出了一个：四一一点来。

    "不是。是回英国。"

 第六章

    派尔竟然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一次酒，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其实是不爱喝酒的。几星期过去后，在发艳的那次荒唐的会面，似乎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连那些谈话细节都不大清楚了。那些细节就像一座罗马古墓中残缺的文字，我这个考古学家正在根据我的学术偏见把佚文填补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他那一番谈话是一番巧妙的、幽默的托辞，想借此掩饰他到发艳的真正目的，因为在西贡，人们已经在盛传，他是干秘密工作的。那种工作称之为秘密，实在很不恰当。

    或许他正在安排把美国军火供应给一股"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铜乐队，主教手下吓坏了的、领不着薪水的年轻雇佣兵，就剩下那么一点儿了。我在河内收到的那封电报，一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把调职的事告诉凤儿，并没有什么意思。那等于是让我们今后剩下的、待在一块儿的几个月不得安静，尽是流泪和吵闹。我甚至在最后一刻前，也不打算去申请办理出境证，怕的是万一凤儿有个亲戚在移民局，那就不好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六点钟要来。"

    "我要去看姐姐，"她说。

    "我想他是想见见你。"

    "他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家里人。你离开西贡后，姐姐邀请过他，他一次都没有去。姐姐很受到伤害。"

    "你不要出去。"

    "要是他想见我，他会邀请咱们上美琪大饭店去。他只是想私下跟你谈谈——谈买卖。"

    "他是做什么买卖的？"

    "人家都说，他做进口买卖，输入许许多多东西。"

    "都是些什么东西？"

    "药品，药剂……"

    "那些全都是供应在北方的砂眼治疗队的。"

    "也许。海关不可以检验他那些东西。它们全都是外交包裹。不过有一次有人犯了错误，打开查看了——那人马上就给解雇了。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输入。"

    "包裹里是什么呢？"

    "塑料。"

    "你不是说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等风儿走后，我写信回英国去。路透社有个人几天之内要从西贡到香港去，可以托他带到那儿，再帮我寄出。我知道我的吁请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我往后不会抱怨自己，说我没有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我信是写给报馆总编辑的，说眼下不是更换报纸特派记者的时候。德拉特尔将军在巴黎即将逝世：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方正遭到从未有过的危险。我告诉他，我不适合担任外交事务编辑——我是一个记者，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真正的意见。到最后一页，我甚至以我私人的理由向他提出呼吁，虽然任何人类的同情心看来也不大会有什么用，抵挡不住那一排长灯管下戴着绿色遮光罩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什么"为了报纸的利益啦，"什么"情况要求如此……啦"

    我在信上写道："为了种种私人理由，我对奉调离开越南感到很不快。我认为，在英国我没法尽力工作，不仅是经济上会感到窘迫，家庭方面也会出现纠葛。说真的，假如我能够办得到的话，我情愿辞职不干，也不愿回到联合王国去。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表示，我反对这次调动的意志多么坚决。我认为您总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差的特派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接下去，我把报道发艳战役的文章又读了一遍，准备托人带到香港，作为从香港发出的电讯送出去。现在，法国人方面不会再过分认真反对我这样写了——因为发艳的围已经解除：一场败仗可以充作一场胜利了。随后，我把我写给报馆总编辑的最末一页撕掉。那样写是没有用处的——那些"私人理由"只会成为他们私下的笑柄。大家都设想，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全有他自己的姑娘。我这样写信回去，总编辑会拿去跟夜班编辑当笑话讲，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瑟姆的两幢半独立式的别墅去，直到他上床睡觉心里仍然念念不忘：身边躺着的忠实的妻子从格拉斯哥就一直跟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