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决绝的语调。她的英语很差，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等待了。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你第一次是怎么遇见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是派尔遇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一双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您不介意吧？"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我姓派尔。是初次到这儿的，"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后，他很快地抬起头来，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

    "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

    "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我这么说，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前，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最末一版的新闻——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白绸裤子，又长又紧、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衣衩开到大腿以上。我注视着她们，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准会怀念她们的。

    "她们很逗人爱，是吗？"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

    "哦，的确，"他满不在意地说：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他说，"假如闹出一件事来，那会很尴尬的，——我是说，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

    "涉及到你们一个人？是呀，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国会可不会乐意的。"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也许不过十天以前，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这会儿，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不是对哪一个人，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要来改良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