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会儿在停尸房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警察的愚蠢问话，配不上这个读帕斯卡文章的人，也配不上这个特别疼爱自己妻子的人。一个人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谈爱情。

    "没有犯什么罪吧，"我说。我心里想他果真死了。难道派尔不是一向自行其是的吗？这时候，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受到一个警察的怀疑所感到的憎恨，可是什么也没有。除了派尔外，谁也不该负什么责任。我们全都死了，是不是更好点儿呢？鸦片烟在我内心里这么推论着。但是我审慎地看看凤儿，因为这件事对她说来，是很不好受的。她以她的方式一定很爱他：她难道没有喜欢过我，后来又离开我到派尔那儿去吗？她自动喜欢上了青春、希望和严肃认真，现在这一切又比上了年纪和令人失望的我使她更加痛苦。她坐在那儿，望着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她还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也许在事情没有完全暴露出以前，我能设法把她带走，那也许会是一件好事。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我能使这次审问含含糊糊地很快就结束，我就可以稍缓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不在一个警察的眼面前，离开办公室的这些硬椅子，离开好些蛾子绕着飞的这只没有灯罩的灯泡。

    我向维戈特说道，"你想知道的是我在哪一段时间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的那一段时间。"

    "六点钟，我在大陆酒店喝酒。那里的侍者们会记得的。六点四十五分，我走到河边码头上去看美国飞机从船上卸下来。我在美琪大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后来，我就进了隔壁那家电影院。他们也许还想得起——我买票时他们得找我一些钱。从电影院出来，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酒家——我想我是八点半左右到那儿的——独自一人吃晚饭。格兰杰当时在那儿——你们可以问问他。随后我又坐了三轮车回家，那时大约是九点三刻。你们或许可以找到那个三轮车夫。

    十点钟，我正在等派尔来，可是他没有来。"

    "你为什么在等他？"

    "他打过电话给我，说他得见我，有点儿要紧的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件件事在派尔看来全都是要紧的。"

    "还有他的这个女人呢？——你知道她那时候在哪儿吗？"

    "午夜的时候，她在外边等候他。她很着急。她什么也不知道。哟，你难道瞧不出吗，就连这会儿她还在等他。"

    "我瞧得出，"他说。

    "你总不会当真认为，我出于嫉妒把他杀了——或是她为了什么而杀了他吧？他就快跟她结婚啦。"

    "对"

    "你们在哪儿发现了他？"

    "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下面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在那道桥旁边。桥上有武装的警察，酒家还装有一道铁栅，使手榴弹扔不进去。晚上，走过那道桥是不安全的，因为河那边天一黑就是越盟的世界。

    这么说来，我昨儿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离开他的尸体还不到五十码。

    "问题是，"我说，"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说实在的，"维戈特说，"我一点儿也不难受。他惹的乱子真不少。"

    "愿上帝永远保佑我们，"我说，"不碰上一些天真的老好人。"

    "老好人吗？"

    "是呀，老好人。就他的为人而言。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不会赏识他的那一套作风的。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是一个倒媚的美国佬。"

    "请你辨认一下尸体，成吗？很对不住。这是一件例行公事，一件令人不很愉快的例行公事。"

    我没有操心问他，为什么不等美国公使馆的人来。这点道理我早明白了。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方法是有点儿老式的：他们相信良心，犯罪感，应该让一个罪犯面对他的罪行，说不定他会垮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同时维戈特走下石级，到冷冻机嗡嗡响着的地下室去。

    他们把他拖出来，像拖一盘冰块那样。我留心察看了一下。几处伤口已经冻结起来，很平滑。我说，"你瞧，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