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啊，你不会，托马斯。"他又用令人受不了的沾沾自喜的神气加说道，"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生起气来，想离开他，自己撑着站起身，但是疼痛又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吼叫着奔回来。在我瘫到水里去以前，我的身体更重地压到了他身上。他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把我搀扶向田埂和公路边。等他把我扶到那儿以后，他把我平放下，让我仰面躺在田边田埂下、浅浅的泥淖里。等疼痛退去以后，我睁开眼睛，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只看见满天星斗这项精心制作的密码——一种我读不出的外国密码：这些不是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在我的上面转过来，把那些星星遮住了。"我要沿这条公路走下去，托马斯，去找巡逻队。"

    "你别做傻瓜，"我说。"他们还没弄清楚你是谁，早就开枪把你打死了。就算越盟人员没有干掉你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上六小时。"

    "那么就把我放在公路上。"

    "把轻机枪留给你没有什么用处吧？"他迟疑不决地问。

    "当然没有用。要是你决心做一位英雄，至少得慢慢地穿过稻田。"

    "那么我还来不及打招呼，巡逻队早就走过去了。"

    "你又不会讲法语。"

    "我就大声喊着说，jesuisfrongsals．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很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跑远，没法悄声对他说话了——他按着他所知道的那样尽力悄悄地移动，不时停上一下。我借着汽车燃烧的火光，可以看见他，不过并没有听见有谁开枪，不久，他就走到火光另一边去了，很快寂静又填满了脚印。是啊，他的确很小心，就像他上次撑着小船驶下河流到发艳去那样，他那份谨慎小心活像一个儿童冒险故事中的英雄，而他对自己的谨慎小心又十分得意，像对一枚童子军徽章那样，同时他又糊里糊涂，不明白自己的冒险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我躺在那儿，仔细听着有没有越盟人员或外籍兵团巡逻队开枪的声音，但是一声也没有——或许派尔要走上一小时，甚至不止一小时，才能走到一个岗楼，假如他到得了的话。我尽力转过头去看看我们那座岗楼的残迹，一堆泥土、竹子和支梁。

    等汽车的火焰低落下去后，那堆东西似乎缩得更矮了。等痛苦消失以后，有一片安宁——仿佛是神经的一种"休战日"似的：我想要高歌。我想到，这多么奇怪啊，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这一夜惊险，竟然只能在报上发表一、两行新闻——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夜，唯一奇怪的就是我自己。这时候，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哭声又从岗楼残迹那边传来了。有一个哨兵一定还活着。

    我心想："可怜的家伙，要是我们的车不是在他的岗楼外边抛锚，那么他一听见那扩音器喊话，本来就可以投降，像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那样，再不就逃走了事。

    可是我们在这儿——两个白人，而我们手里又拿着冲锋枪，他们不敢乱动。等我们离开后，已经太晚了。"我对那个在黑暗中哭泣的声音是负有责任的：我一向对自己超然事外，不属于这场战争很得意，但是这两个人的死伤是我造成的，就仿佛我使用了那柄轻机枪，像派尔原先想干的那样。

    我挣扎着想翻过田埂，爬上公路去。我想爬去和他会合。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去分担他的痛苦。但是我自己的疼痛又使我退却。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我自己的一阵阵疼痛像一颗巨大的心那样跳动着。我屏住呼吸，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随后，我想我大概昏晕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梦见我的眼皮凝结在一起，有人正用一支凿子来撬开我的眼皮，我想告诫他们不要伤了下面的眼球，但是我说不出话来。凿子凿进来了，一支火把正照在我的脸上。

    "咱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这句话我记得，不过我不记得派尔后来对别人讲述的那一番话了：他说我当时朝着错误的方向不停地挥手，告诉他们说岗楼里还有一个人，叫他们一定得去照料他。好歹我不可能多愁善感地臆想到，派尔会编造出那一套来。我很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多么自私。要是有谁在痛苦受罪，而且看得见、听得出、摸得到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悠闲自在（而渴望悠闲自在，正是我的主要愿望）。有时候，天真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大公无私，其实我所做的只是牺牲一点儿小利益——在这件事上，是请人家推迟一点儿来照料我的痛苦——去换取一种大得多的利益，在我需要单单考虑到我自己的时候，享有一种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