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好一阵，疼痛又来了。这时，我静静地躺着，屏住呼吸——这在我看来，似乎同样重要。我心里很明白地想着，我是否该向水田边爬过去。那些越盟人员也许没有时间搜索得很远。这时候，另一个巡逻队可能就要出来，设法跟先前那辆坦克的人员取得联络。但是我更怕痛，而不大怕游击队，所以我还是躺着不动。四处，听不见一点儿派尔的声息：他一定已经跑到了田里。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从岗楼那边传来，或者说从先前还是岗楼的地方传来。它不像是一个大人在哭：像一个害怕黑暗，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小孩儿。我想大概是那两个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给打死了。我希望越盟人员不会割断他的喉咙。你何必跟孩子们打仗呢？这时候，沟里那个蜷曲着的小身体又回到了我的心上。我闭上眼睛——这有助干使痛苦离我远些——等候着。一个人声喊出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几乎觉得我可以在这片黑暗、孤寂和没有痛苦的境界里睡去。

    接着，我听见派尔小声说道，"托马斯。托马斯。"他对于摸路的本领学得很快：我压根儿没有听见他转回来。

    "快走开，"我也低声回答。

    这时候，他找到了我，平躺在我身旁。"你为什么不过来？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是断啦。"

    "挨了子弹吗？"

    "不，不是。是一段木头。是石头。是岗楼上落下来的一件东西。并没有流血。"

    "你得尽力撑着往前走。"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撑下去，大痛啦。"

    "是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来，把我的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我想哭泣，像岗楼上的那个小伙子那样，接下去我又生起气来，可是悄声说话时是很难表达出怒气的。"妈的，派尔，别管我。我要留在这儿。"

    "你不能。"

    他把我半边身子拉过去伏到他的肩上，那阵痛苦简直使人受不了。"别充什么大英雄啦。我不要走。"

    "你得配合，"他说，"要不咱们俩都给逮住啦。"

    "你……"

    "别出声，要不他们会听见的。"我苦恼得哭了——你不能用一个比"苦恼"这个词更强的表达方式。我靠在他的身上，让我的左腿半悬着——我们像一对行动笨拙的竞赛人在参加一场三条腿竞走那样。如果不是在我们刚起步时，一支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岗楼急速短促地一连放了几排，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机会逃脱了。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前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摧毁三座岗楼的任务。那一阵枪声掩盖了我们缓慢、狼狈逃跑的声音。

    我不大清楚这段时间里我是否清醒着：我想，在最后那二十码路上，派尔管保几乎是完全背着我走的。他说："当心。咱们要下水稻田啦。"干燥的谷子在我们四周沙沙作响，脚底下的烂泥也吱吱咯咯响着，直往上翻。水淹到我们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住了。他在喘气，气一哽住时，他就发出像牛蛙那样的声音来。

    "连累你，很抱歉，"我说。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田里的水和烂泥柔和而又牢固地托住了我的腿，就像一条绷带，但是不一会儿那阵寒冷又使我们得得打战。我不知道是否午夜已经过了：要是越盟人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得在这儿待上六小时。

    "你能不能把身体稍微移动一下，"派尔说，"就一会儿？"一听到他这话，我的毫无理智的怒火又冒上来了——我说不出别的借口，只是因为疼痛。我并没有请求谁来救我，也没有要谁把死亡这么痛苦地延长下去。我怀念着我在那干硬土地上的卧处。这时候，我像一只白鹤那样，一条腿站着，不把全身重量压在派尔身上，好使他松上一口气。我刚一动，稻秆就搔得我痒痒的，又刺痛了我的皮肤，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连忙清了清嗓子，准备客套地回答一句，而我接着说，"让我好死在这儿。我倒情愿死在干燥的土地上。"

    "最好别说话，"派尔像对一个残疾人那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