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儿点亮了鸦片烟灯。"她会让你和我结婚吗？"

    "我目前还不知道。"

    "她信上没有说吗？"

    "她要是说，也是慢慢地说。"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如果我违背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说"可以"，那究竟会对你有好处吗？你说报馆要调你回英国来，我知道你多么厌恶回来，会想方设法地拖延。我可以见到，你喝下过多的酒后就又要结婚了。我们第一次曾经认真尝试过——你和我都尽过力——我们失败了。第二次，谁也不会再那么拼命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姑娘，你一生就完了。过去你也曾一字不差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保存着那封信——我想你也这样写信跟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向总尽力彼此说真话，可是，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暂时的。跟你争论，或是设法使你明白道理，这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还比较容易点儿——你会认为这是不讲道理的——我干脆写信告诉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信仰也禁止我离婚，所以我的答复是，托马斯，不成——不成。

    在"你的亲爱的海伦"之前，还有半页信，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想那半页是关于天气和我敬爱的一位老姑母的消息的。

    我并没有抱怨的理由，这样的答复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这封信里有不少是实情。

    但愿她写这封信时没有自言自语上这么久，因为想到这些事使我痛心，也使她痛心。

    "她说不成吗？"

    我几乎毫不踌躇地说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还是有希望的。"

    凤儿大笑起来。"你说到希望却这么愁眉苦脸。"她在我脚头睡下，替我烧鸦片烟，像一条狗伏在一个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那样。我心里想着，不知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等我拍下四袋鸦片烟后，我感到比较有准备应付将来了。我告诉凤儿希望还不小——我妻子正在找一个律师商议。从现在起，我随时都会收到获得解放的电报。

    "那并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订一个协议，"她说。我从她嘴里听出了她姐姐的声音。

    "我没有积蓄，"我说。"我没法胜过派尔。"

    "别担心。事情是意料不到的。总有办法，"她说。"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费。"我心想她这人多么现实啊，既不小看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重大和约束性的声明。我不知道日子长下去派尔怎么经受得住这种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不过当然，就他的情况而言，金钱解决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不需要强硬的时候，强硬可能会软化下去，像一块不使用的肌肉那样。有钱人总是左右逢源。

    那天晚上，在卡蒂纳街的店铺关门之前，凤儿又去买了三条丝头巾。她坐在床上，把那些丝头巾拿给我看，大声赞美那些鲜艳的颜色，使屋内那片空间充满了她唱歌般的声音，然后仔细地把丝头巾折叠起来，和另外十多条一起放在抽屉里月p就仿佛她是在为一个适中的协议安排基础似的。我也为我的协议安排了一个荒唐的基础：当天晚上，仗着鸦片烟给予我的不可靠的清醒与远见，我写了一封信给派尔。

    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一天又发现了，夹在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派尔一定正在读这本书。也许，他用这封信作为一枚书签，后来就没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这样写道（就那么一次我曾经动过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因为说到头，这是一封相当重要的、和生活有关的信，跟其他的撒一个谎、只求谋生的信有所不同）：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里一直就想写信给你，为那天晚上的事向你道谢。你的确搭救了我，使我免遭一个不舒服的结局。现在，我靠了一根手杖可以走动了——我的腿显然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的骨头还没有十分老化，因此还没有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得举行一场聚会来庆祝庆祝。"（写到"庆祝"这个词时，我的笔写不下去了。接着，像一只蚂蚁碰上障碍那样，我又由另外一条路绕过去。）"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庆祝一下，我知道你对这个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你常说，凤儿的利益是我们两人都关心的。我回来时，发现我太太写来一封信，她多少已经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不用再替凤儿操心了。"——这是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我下笔时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一遍时才发现，但是到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改动了。要是我把这一句涂去，那还不如把这封信完全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