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不是收藏家？"他问。

    "哦，不是。"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打算全部奉送，不过那些书我倒是本打算带回法国去的。"他开了锁，把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橱打开，让我看他的藏书——有插图的、版本昂贵的《爱神》与《娜娜》，有《野女郎》，甚至还有几本保罗·德·柯克的作品。我真想问他是不是乐意把自己连他的收藏品一股脑儿卖掉：他也是这些东西的一部分：他代表那个时期的结束。他说，"要是你独个儿住在热带，那么这些书画就是好伴儿。"

    我又想起了风儿，就因为她当时根本不在那儿。情况一向是这样：当你逃进了一片沙漠时，寂静总在你的耳朵里呐喊。

    "我认为我的报馆不会允许我收买一批艺术品。"

    他说，"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写在收据上。"

    我很高兴派尔没有看见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会出现在派尔想象中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上。没有这种容貌，他已经够叫人憎恶了。我看了房子出来，已经快十一点半。我走到凉亭那么远去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美妇女全都喜欢光顾的一家咖啡馆。我深信在那儿决不会见到凤儿。说真的，我完全知道她这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不是一个随意改变习惯的姑娘，因此从这个橡胶庄园主的家里出来，我早就过了那条街，避免走过那爿奶品店，因为这时候，她一定在那儿喝她的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坐在邻桌上，这么热的天还是打扮得整洁于净。

    她们正在用勺子吃冰淇淋，每人左边肩头上都挂有一只一式一样的皮包，上面全有黄铜鹰像徽章。她们的腿也一式一样，又长又细，她们的鼻子稍许有点儿歪。她们吃冰淇淋吃得那么专心，就仿佛在大学实验室里作实验似的。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都很妩媚，我想劝她们也回美国去。她们吃完了冰淇淋，有一个姑娘看了看她的表。"我们最好走吧，"她说，"谨慎点儿。"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有什么约会。

    "沃伦说过，我们决不可以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以后。"

    "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二十五分。"

    "待下去会是激动人心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

    "你认为会是一场示威游行吗？"

    "我见过那么许多次示威游行了，"另一个不耐烦地说，就像一个看教堂看厌了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把冰淇淋的钱放在桌上。在离开之前，她向咖啡馆四面看看，那几面镜子从各个有斑点的角度反映出了她的外形。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法国女人，她相当用心而白费力地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两个姑娘几乎用不着什么梳妆打扮，用口红匆匆一涂，把头发一梳就成了。有一刹那，那个美国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一个男人的，很直截了当，心里正默想着某种行动方针。接着她迅速回头对着她的同伴。"我们最好走吧。"我懒散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到了阳光斑斑驳驳洒满一地的大街上。

    你不可能想象这两个人中有哪一个会成为不合适感情的俘虏：十分凌乱的床单和性交后的臭汗，跟她们全没有关系。她们带着除臭剂上床睡觉吗？我发觉自己有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那个世界跟我居住的世界太不同了——我居住的这个世界突然莫名其妙地破裂成了一片片。墙壁上的两面镜子朝我飞来，半道上破裂开。那个衣衫邋遢的法国女人正跪在一堆损毁了的桌椅之间。她的粉盒大开着，完好地落到了我的大腿上。说也奇怪，我还毫厘不差地坐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我面前的桌子已经成了那个法国女人四周那堆损毁了的桌椅的一部分。咖啡馆里有一种古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泉水均匀滴下的声音。我朝酒柜那边一看，发觉一排排瓶子全都破裂开来，瓶里各种各样的酒汇合成了一道五颜六色的溪水——红葡萄酒，橙黄的库安特罗酒，绿的察吐士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那个法国女人坐起身，镇静地四下看看，寻找她的粉盒子。我把粉盒子递还给她，她坐在地板上，很郑重地谢过了我。我认识到我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爆炸太近了，我的耳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压迫下恢复过来。

    我相当气恼地想道，"又一个塑料产品的笑话：这一次，杭先生指望我写些什么呢？"但是等我到了加尼埃路，看见浓密的烟雾时，我认识到这并不是笑话。那股烟雾是从国民戏院前面停车场里许多燃烧着的汽车那儿飘浮过来的，汽车炸得四分五裂，碎片散布在广场上。一个男人，两条腿全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边上不住地抽搐。人们从卡蒂纳街，从博纳尔大道，蜂拥而来。警车的汽笛声，救护车和救火车的铃声，接二连三地传进了我的受到震动的耳里。有一会儿，我忘却了凤儿一定就在广场那边的奶品店里。浓烟遮挡着，我看不见那边是什么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