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去，走进广场，一个警察拦住了我。他们已经在广场四周排成了一圈，不许人群再多涌来。救伤的担架已经开始出现。我跟我面前的那个警察商量，"让我走到对面去。我有位朋友……"

    "往后退，"他说。"这儿人人都有朋友。"

    我站到一旁，让一个教士通过。我试着跟在教士后面，但是那名警察把我拉了回来。我说道，"我是新闻记者，"一面白费力地摸我身上的皮夹子。我的记者证就放在皮夹子里，可是我到处都没有摸到。难道我这天没有带皮夹于就出来了吗？我说，"至少请你告诉我那家奶品店怎么样了。"烟雾正在散去，我竭力想看看，但是中间的人太多了。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并没有听见。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形。退后点儿。你挡住抬担架的了。"

    我会把皮夹子落在凉亭里了吗？我转身往回走，派尔正待在那儿。他嚷道，"托马斯。"

    "派尔，"我说，"天啦，你的使馆通行证在哪儿？咱们得走到那边去。凤儿在那爿奶品店里。"

    "没有，没有，"他说。

    "派尔，她在那儿。她总上那儿去。十一点三十分。咱们一定得去找她。"

    "她不在那儿，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你的通行证在哪儿？"

    "我事先警告过她，叫她不要去。"

    我转过身，又向那名警察走去，想把他推到一旁，再跑过广场：他也许会开枪：我也不在乎了——正在这时，"警告"这个词使我恍然大悟。我一把抓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警告是什么意思？"

    "我叫她今儿上午别上这儿来。"

    这些片段在我心里凑到了一块儿。"还有沃伦呢？"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过那两个姑娘。"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美国人决不可以有伤亡，对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蒂纳街那边驶进广场来，那个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通过。他旁边那个警察又在跟人家争吵。我趁此在警察能够拦住我们以前，把派尔推在前面，冲进了广场。

    我们到了一大群哀悼的人群中。警察可以阻止其他的人进入广场来：他们可没有力量把广场上侥幸没死和抢先跑进去的人清除出去。大夫们太忙了，没有工夫照料那些死人，因此死人就给撇下，归家属去照管，因为一个人可以认领一个死者，就像认领一张椅子那样。有个女人坐在地上，把她婴孩儿剩下的肢体放在膝上，她很郑重地用她那顶农民草帽把它盖上。她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在整个广场上，最使我注意的，就是那一片沉默。那就像我有一次去参观过的一座正在做弥撒的教堂那样——一唯一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的人，只有四处有些欧洲人在低声哭泣、抱怨，随后又静了下来，仿佛看见东方人的沉着、忍耐、得体而感到羞愧似的。花园边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还在抽搐，像一只失去了脑袋的小鸡一样。从那个人穿的汗衫看来，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派尔说，"真不舒服。"他看看皮鞋上的血迹，用厌恶的声音说道，"这是什么？"

    "是血，"我说。"你早先从没有见过血吗？"

    他说，"我得把皮鞋擦干净才好去见公使。"我认为他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生平这才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曾经撑着小船到发艳去，像一个小学生在做梦那样。反正在他的眼里军人算不了什么。

    我一手放在他的肩上，迫使他朝四周看看。我说，"这时候这地方总是挤满了妇女和儿童——-这是人们购买东西的时刻。干吗偏偏挑选这个时候？"

    他软弱无力地说道，"原来是要举行一次游行的。"

    "你们希望干掉几名上校吧。可是游行昨儿就取消啦，派尔。"

    "我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里，那儿先前刚放过一个担架。"你们的消息应该灵通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