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匆匆收拾行囊，装进车子里，然后冲进餐室吃早餐。我望了望隔壁那间空荡荡的餐馆，心里想道：当年卢德维格就坐在那儿，跟他的朋友们喝酒抬杠。  

早餐后，我们向华德马客栈道别。车子驶过华德马街两旁的店铺时，爸爸伸出手臂指了指面包店，仿佛问我，昨晚的小圆面包是不是那家店买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店里就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面包师，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朝我挥手。他也向爸爸挥了挥，而爸爸也挥手回礼。  

不久我们又回到高速公路上，一路驱车南下。我悄悄从牛仔裤口袋拿出放大镜和小圆面包书，开始阅读。爸爸一连问了两三次，我到底在于什么。第一次我回答说，我在查看后座有没有跳蚤和虱子，第二次我于脆说，我在想妈妈。  

艾伯特又在摇椅上坐下来。他打开一个老旧的柜子，拿出一些烟草塞进烟斗中，点上火。  

“1881年，我出生在杜尔夫村。”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平。“我，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幺。我跟母亲最亲，一天到晚跟在她身边。在杜尔夫村，通常男孩在七八岁前会跟母亲待在家里，但是，一满八岁，他们就得到田里去，跟父亲一块干活。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快乐的日子——我蹦蹦跳跳跟在母亲裙子后面，在厨房里走动不停。全家人只在星期天相聚。那一天，我们全家结伴去远足．黄昏回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晚上一家大小聚在一块玩骰子游戏。  

“不幸，这种快乐的日子并不能维持长久。我四岁那年，母亲罹患了肺痨，往后多年，我们一家就生活在疾病的阴影下。  

“当然，那时我还小，不完全明白家中发生的事，但我记得，母亲时常坐下来休息，然后她就成天躺在床上。有时我会坐在她床边，讲自己编造的故事给她听。  

“有一天，我发现母亲趴在厨房的长凳上，一直咳嗽。当我看见她咳出鲜血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忍不住发起脾气来，拿起厨房里的东西——杯子、碗碟、玻璃杯——一件件砸得粉碎。我终于领悟到，母亲快要死了。  

“我也记得，一个星期天早晨，其他的家人都还没睡醒，一太早父亲就走进我房间来，对我说：‘艾伯特，我们得谈一谈，因为你妈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一听就发狂似地叫嚷起来：‘她不会死!她不会死!你骗人!’父亲并没有骗我。我和母亲只剩下几个月的相聚时间。尽管那时我年纪很小但已经习惯在死亡的阴影下过日子，看着死神一步一步逼近。我眼睁睁看着母亲，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动不动就发高烧。  

“葬礼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两个哥哥和我的丧服，是向村中亲友借的。家人中，只有我没哭。我恨母亲抛下我们独自离去，我连一滴眼泪都不肯掉下来。往后，我常常想，治疗内心伤痛的最好药方就是愤怒……”  

说到这儿，老人抬起头来望了望我。他仿佛看出，我内心中也有一股深沉的伤痛。  

“母亲过世后，父亲就得独力抚养五个子女了，”他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最初几年，我们还熬得过去。我们家有一小块田地，父亲除了耕种之外也兼个差，充当村里的邮务员。那时，整个杜尔夫村居民不过两三百人。母亲过世时，我大姊才十三岁，就得负起管理家庭的责任。其他兄姊都在农庄上千活。只有身为老幺的我，在农庄上帮不了什么忙，成天一个人乱跑乱逛，没人看管。烦恼时，我就跑到母亲坟上放声大哭，但心里还是一直恨她离弃我们，不肯原谅她。  

“没多久，父亲就开始喝酒了。最初他只在周末喝酒，渐渐变成每天都喝。邮务员的差使很快就丢掉，不久农庄也荒废了。我两个哥哥还没成年，就跑到苏黎世去谋生活。我呢，还是跟以往一样，威，天独个儿四处乱逛乱跑。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成了村民们戏谑的对象，因为我父亲是大家口中的‘烂酒鬼’。每回他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村民们总会把他弄回家去睡觉，而我却得接受惩罚。我常觉得，我得为母亲的死不断付出代价。  

“幸好，我结交了一位好朋友，面包店师傅汉斯(hans)。他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村里经营面包店已经二十多年，但由于他不在杜尔夫村出生长大，村民们都把他当成外地人。他的个性又很沉静，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因此村民们都摸不清他的底细。汉斯当过水手。在海上度过多年后，他来到杜尔夫村定居，改行当起面包师来。偶尔，他身上只穿汗衫，在面包店里走动。那时我们就会看到他臂膀上的四幅巨大刺青。除了汉斯，杜尔夫村的男人身上都没有刺青。光凭这点，就足似让我们觉得汉斯这个人充满神秘感。  

“我记得挺清楚，其中一幅刺青画着一个女人坐在船锚上，下面写着‘玛莉亚’(maria)这个名字。关于这位玛莉亚，村里流传很多故事。有人说，她是汉斯的情人，还不到二十岁就得了肺结核，结果死了。又有人说，汉斯曾经杀害一个名叫玛莉亚的德国女人，为了逃亡，才跑到瑞士来定居……”  

说到这儿，艾伯特停顿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看出，我也是为了女人才逃亡到瑞士。难道他以为我杀了她?艾伯特随即又说：“也有些人说，玛莉亚只是船的名字。汉斯在那艘船上当过水手，后来它在大西洋遭遇海难，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