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之外，在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专讲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著述，《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草人》等曾列举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禹贡》中列举当时全国九大地区的土质、肥力和田赋的情况，分别划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比如冀州（主要包括今之河北和山西、内蒙、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肥力是第五等），“厥赋为上上错”（田赋是第一等间或第二等）。冀州据《周礼·职方》说，其地宜种黍、稷。又如兗州（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土带黑色并且松散（“厥土黑愤”），肥力属于第六等（“厥田惟中下”），田赋是第九级（“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本来按土肥应多收赋税，可能因为这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广人稀，可能要十三年后才能使土地复原，而和其他州一样收取田赋即所谓“十三载乃同”。

　　战国时代，不仅十分重视栽培技术，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了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制工具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盐和纺织，等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又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各国都铸造了大量的金属钱币。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将在本卷丙编《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项中详细论述。

　　都市与交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往来贩卖，促使了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

　　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城市，看不到整齐规划的城市布局，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有围墙的农村而已。这种城市的建立都不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或依据人民自己的利益和意图，把一个人口荟萃的非城市地点改建为城市的。所有的城市，多是根据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在某些殖民点上建立起来，并且远在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建立起来的。春秋时期，列国并存，当时的诸侯、大夫的城筑都邑之风，屡见文献记载；各地现存的春秋城址，为数也颇不少。当时的城市反映出逐渐由政治、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具有经济功能。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往往成了交换的中心城市，使商周城市的初级形态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功能有了显著的增强。据《盐铁论·通有》说，当时如“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南），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④，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实还不止这些，例如宋的定陶，赵的离石，魏的安邑、大梁，齐的莒、薛，楚的郢、寿春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都市。

　　《战国策·赵策三》载赵奢说，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中》），已经普遍出现。“万家之县”、“万家之邑”（《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万户之都”（《赵策四》）也已到处存在。这种城邑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和当时工商业的发达有一定关系。

　　④ 《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杨倞注：“夏，中夏也。”《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列国的国都中，以齐国的临淄规模最大。据当时人讲，那时城中共有七万户，若以每户五口计，也有三十五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荣，行人拥挤塞路。《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从地下发掘情况看，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衔接的城组成：大城南北约四公里半，东西约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五公里，宫殿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区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的北部，符合《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记述。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①。据说，那时的大都市里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有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还有卖卜者，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便是其证。在市区四周有“市门”，设有“市吏”（《韩非子·内储说上》）来管理。

　　《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周道”、“周行”，在《诗经》中数见不鲜，它是君子、贵人车驾往来的大道。《国语·周语中》说：这种国道，“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而《左传》襄公九年，晋国的郓人还曾“斩行栗”，则以栗树为表道树。到了战国时期，与商业都市发展的同时，为联系各个城市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时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大道，当时称为“午道”（《战国策·赵策二》）。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成皋之路”（《战国策·秦策三》）。在秦国，从汉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金牛道。在楚国，从南阳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