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农民在失掉耕地之后，便为人雇用。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第364 页。

　　① 例如《礼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变，不粥子市。布帛精粗不中数（数，织布所需的升数，有如今夭的“若干支纱”之类），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绵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云：“家贫，无以妻之，佣末（及）反”。《五蠹》也说：“泽居苦水者，买庸（佣）而决窦（渎）。”《外储说左上》又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也就是说，引文中的主人给庸客美羹、钱布（铜币），是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当时的农民，也有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的，更有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做雇工即“市佣”（《荀子·议兵》）、“庸保”（《史记·刺客列传》）的。《商君书·垦令》说：“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这是说，政府不准雇工，大夫就不雇人修建房屋；雇工没有饭吃，就必然务农。当时使用耕地的人也不少，《吕氏春秋·上农》说：“农上不闻，不敢私籍于庸”，即没有高级爵位，就不准私自庸用雇农，便是其例。当时，还有替人“灌园”（《战国策·齐策六》）的庸夫。

　　这时的农民，还有在高利贷的严重盘剥下弃产流亡的。例如冯 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史记·孟尝君列传》）；也有因饥饿死在沟壑中的，即孟子所说的“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滕文公上》）。然而，那些不甘心沦为奴隶的农民，为此而进行着激烈的反抗斗争。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称为“流民”。春秋末年以来就已经发生的所谓“郑国多盗”（《左传》昭公二十年）、“鲁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以及所谓“盗”跖，并非奴隶暴动，而是一些不甘卖身为奴的武装流民而已。

　　破产农民的另一条出路，据《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说：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这种佃农，在战国时可能是已经东鳞西爪地出现。或者租赁土地进行耕种，以收获量十分之五为地租。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并在继续发展中。到了战国末年，农民为了逃避繁重赋役，有的宁愿依附到豪强地主之下，甘愿作佃农。《韩非子·备内》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说明当时有权势的贵人，趁人民苦于“徭役多”的时机，用包庇免除徭役的特权诱使贫苦农民归附到他们的门下，成为他们的佃客，忍受他们的剥削。《韩非子·诡使》曾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库）也。而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这些有威之门，就是《商君书·垦令》所说的“禄厚而税多”的官僚兼地主，也就是后来秦汉时代的豪强地主。战国时代还有一种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叫做“庶子”。秦国规定能够斩敌甲首一个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赏给爵位一级，给予庶子一人。又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均见《商君书·境内》）。就是说：有爵者可以得到无爵者作为庶子，每一级爵可以得到一个庶子；当有爵者没有特殊役事的时候，庶子每月要给大夫服役六天：当有爵者有特殊劳役时，要按服役期限供给庶子食粮而养起来。这种庶子，虽然规定在一般情况每月只给主人服役六天，但是主人有特殊劳役时随时可以调来服役而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佃农。这种佃农，在商鞅变法前可能已经普遍存在，商鞅只是把它规定成了一种制度而已。

　　奴隶战国时代的农民，遇到“天饥岁荒”就不得不“嫁妻卖子”（《韩非子·六反》）而沦为奴隶，已经是普遍现象。在严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兵灾下，据说魏、韩两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战国以前的奴隶来源，一是俘虏、二是罪犯，而且多是家内奴隶性质。到了战国时代，开始出现债务奴隶，这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井田制度崩溃后的必然结果。战国时代，有相当数量的官私奴隶。

　　战国时代官府奴隶的一个来源是罪犯。因此，“胥靡”既是一般奴隶的通称①，又是一般罪犯的通称。秦国的“隶臣妾”是一种官奴婢性质。据《秦律》看，隶臣妾按其劳役类别，年令和性质发给低于一般人民的口粮标准，如果他们使用或管理的器物牲畜有丢失，还要“以其日月减其衣食”的三分之一来偿还。至于称为“鬼薪”、“白粲”、“城旦”、“舂”的刑徒，其性质与隶臣妾不同，前者有固定的刑期，而后者则需终身为官府服役，必须取赎才能恢复自由。当时官府奴隶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把罪犯的妻子儿女没收为奴隶。商鞅变法，公开宣布“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便是其例。从《秦律》来看，当时称为隶臣、隶妾的官奴婢，官府可以把他们卖掉，或作赏赐品。例如秦王曾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送给义渠君（《战国策·秦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