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营国和公社血缘关系的合一，是氏族社会的遗习，所以周族每到新拓殖民地就要建庙立社。《诗经·大雅·緜》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卑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这里所说氏族公社成员定居后，立刻版筑城墙，城墙完固，则要营建庄严穆穆的宗庙，周族东向移民的情状，大概也当若此。所以，春秋时期，列国有难，经常盟大夫或“国人”于“大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出发争战的前夕，“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左传》闵公二年）。庙社因周族统治族与殷族被统治族的不同而有“周社”、“毫社”之分，但其由于公社组织的存在而含有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则是一样的。这种氏族遗习，横亘西周以下五百多年未尝衰歇，只有到了公社开始解体，这种特征才逐渐消失。

　　第二节“国人”和“野人”的社会地位之不同“国人”对政治的干预周人武装拓殖的“城”通常有两层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周七里的小面积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郊外的“野人”或“鄙人”，即“庶人”。“国人”和“野人”都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公社农民，灭商后的周族公社农民与奴隶主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与都邑，被征服的商族等公社农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隶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即“都”或“邑”。西周时期的“国人”和“野人”，由于前者是征服族，后者是彼征服族，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样。

　　“国人”有参与政治的传统，所以国王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由于史料的残缺，关于西周各地“国人”干政的情状，虽难确知，但从西周铜器《■ 》铭文“邦人（“国人”）正人师氏人”、“虐逐厥君厥师”，与“国人”有力量放逐厉王于彘相似测之，可知西周时代“国人”的政治力量当不亚于春秋时代。

　　“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卫、宋、曹、陈、许或山东半岛的莒、纪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 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国人”不是统治阶级，无权染指王位，卫侯让位，只能让给“父兄于弟”，这本来是氏族共同体的现象，但是，凡国之事又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众”即“国人”，“国人”反对，奴隶主贵族也无可奈何。这也是氏族共同体的残留习俗。《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 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 ，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 ，立髡顽，子如奔许”。这种内政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而自作主张，就被流亡于襄牛，如果不从氏族社会遗习去看“国人”的行为，是很难做出充满的解释的。

　　春秋未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深受其害，《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 年），吴军人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 年）载：楚子围郑，十又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阵者皆哭”，准备迁都。这都是“国人”参与国之迁徙与和战的例证。

　　秦穆公帮助晋惠公入主晋国，晋惠公恩将仇报，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秦伯会晋使暇吕怕甥，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国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左传》傅公十五年）。以晋这样一个大国，还承认国是由贵族（君子）和国人（小人）构成的，可见，“国人”发挥氏族社会传统与遗习，晋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 年）载：吴国称霸，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侯由于观望而迟到，吴太嚭责备卫君“之来也缓”，“故将止之”，即不许卫君回去，要扣留他。亏得子贡为之辩解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这番话说得“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可见，国君有事“必谋于其众（即“国人”）’，是当时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综上可见，有周一代历史记载虽有东西南北之分，时间悬隔虽有几百年之遥，但其承认“国人”干预政治则是相同的。所以，《周礼·秋宫·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绝非虚构。

　　“国人”在当时政治上所以有着这般重要作用，是与他们所依附的公社组织密切相关的。“国”中的“国人”基本上是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及其平民，他们虽然也受当时统治阶级的“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的剥削，但在政治上却与统治阶级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所以，晋国史苏说：“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国语·晋语一》）。氏族共同体的公社农民各有其权利义务，各人的生命权也不会随便遭到统治者的剥夺和危害。邾文公所说的“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师旷也说：“夭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左传》襄公十四年），尚有共同体之遗风。春秋时代，山东半岛的莒国“国人”几次放逐国君，都是因为国君危害传统共同体存在的缘故。例如，公元前609 年莒纪公子“多行无礼于国”，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542 年，“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越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庚舆甚且想与齐为盟，出卖共同体，贵族“鸟存帅国人以逐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上引事实表明，“国人”的利益遭受危害时，他们有权，也有能力反抗，而贵族也利用“国人”的力量更换国君。氏族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国”中公社农民的“国人”也都尽力维护这种传统。不过，由于历史的前进，象莒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多数国家业已有所改变。大体说来，春秋以前，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依然存在，也只有这种遗习遗俗才能维系各个邦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