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农”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晋武公时：“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饗，为人而已。”可见他们对于其主人还有一定的隶属性，所以称之“隶农”。他们已经可以从主人那里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是，勤勤恳恳地劳动，一年到头，自己留下的粮食还很少，只是“为人而已。”

　　佃农是租耕“豪民”土地的农民。雇农是受雇于主人的农民，其中也有长年和短时间的雇农之别。依《韩非子·外储》篇的描写，这种雇农已很少① 参看《孟子·梁惠王》、《孟子·滕文公》。

　　隶属性。主人为了鼓励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常常以丰富的酒食款待他们。如果不然，他们就可以到别的主人家去出卖劳力。陈胜、吴广也是佃雇农，似乎也是比较“自由”的。他们甚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意识，对旧时代的等级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工商身份的变化在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工商是不分的。他们在宫廷和贵族家里劳动，其衣食和原料都由公家和主人供给，所生产的东西都是为贵族享用的，不许在市场上买卖。工商的身分是不自由的，要在“工师”的监督下劳动①。战国以后，这种制度已破坏了。同时从农民中也分化出来小部分的个体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和手工业完全脱离关系的商人也开始出现。不可忽视成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对不但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而且已侵袭着周围的农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商人自己不从事生产，而他们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转手之间，便成了巨富。农产品、手工业品都成为商品，从而商品的商品——货币也发明了。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确乎已成为比政治权力还大的力量，使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彼剥削、奴役。从而出现了旧的等级以外的“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赋税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素封者就是非出身封君而是庶人、农、工、商、贾等级的，而他们的财富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是更徭、租赋的负担者。这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富有阶级。

　　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之际，贵族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有的已穷困了，没落了，有的却成为富强的贵族。《左传》，庄公十三年，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士■建议“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杜注：“富子指桓庄之族”。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以季氏为最强。《论语·季氏》说他“富于周公”（指周公的后人）。可见强族必定是富有者，是“私肥于公”的结果。私家富强了，公家就衰弱了，没落了。

　　齐国的陈氏于齐景公时已开始强大。“在礼，家施不及国”的，而陈氏：“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大夫不收公刊”，而他却是以“假公济私”的手段培养了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不但齐国的陈氏是这样，宋国的公子鲍，乐氏和郑国的子罕也都是用“假公济私”的手段赢得了国人的拥护，以取得了政权。①《春秋》三传谴责他们是“僭礼者”，而僧礼者必然是僭富者。如郑国的大夫子皙，当时有人批评他“无礼而好陵上，估富而卑其下”① 见《礼记·月令》。

　　① 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又襄公二十九年。

　　②，可见“无礼”正是“估富”的结果。

　　这些新贵与旧贵在血缘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凭借其血缘关系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而是凭借其雄厚的财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

　　② 《左传》昭公元年。

　　第四节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商鞅变法，首先向秦孝公提出。他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保守派贵族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他们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从他们的对话看来，礼和法只是古今时代的问题；礼和法应该相辅为用，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礼本来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并且它是习惯法，不成文法。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遭到叔向等旧贵族的反对。这样一来，礼和法不但反映了古今时代之争，而且反映了旧贵和新贵之争。

　　战国以前，东方国家贵族执政，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礼已经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西方国家秦、晋等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以法加强君主专制，权力集中于一身。提拔“军功”贵族，裁抑宗室贵族。这是礼法之争的主要原因。

　　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这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法是军事法，后来，李悝、商秧变法，著《法经》和《秦律》也是以军事法来作为民法的，这些法是极其残酷的。法家无不主张严刑苛法，甚至认为轻罪也应用重刑，人民就不敢犯罪了。这谓之“以刑去刑”。因此法家的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比如商秧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好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军事法为民法之一例。

　　二十筹级爵制与新旧贵族《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男女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这一政策反对、裁抑宗室贵族而提拔新兴的军功贵族，是很明显的。但是应该注意，商鞅并不根本反对贵族的特权——爵秩等级制度，而只是把旧贵的特权转让给军功贵族，甚至这些特权还比旧贵更多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