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商王国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

　　他们不时寇略商王国的领域，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

　　武丁时的■方，多次入侵殷之西边，或殷之同盟或降服于殷的诸侯地区，有时也侵入商郊，甲骨卜辞中的“伐■方”、“孪■方”、“从伐■方”等，大概都是指的武丁亲征■方事。甲骨卜辞云：贞乎（师）般伐晋（方）（《前》6·58·4）。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出又）（《林》2·27·7）。

　　“令■来曰，寇伐■方”（《金》525）“■乞步伐■方”（《粹》1072）。“出贞■■■方”（《文》637）。

　　出为武丁晚年祖庚初年的贞人，可见武丁亲征之外，又屡令多臣、■、来、■等诸侯亚大张挞伐，直到武丁晚年，■氏才将■方擒获，结束了与■方的战争。武丁征伐晋方的兵力，少则三千（《前，7·2·3），多则五千（《续》1·13·5），当时的战争规模，可谓不小。

　　■方之外，又伐土方和羌方。武丁时期，有关土方的甲骨卜辞云：“允有来■，自北。..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可见，土方地望，当在北方。当时所用兵力，多在三千（《前》6·34·2）或在五千（《后上》31·6），土方势力之大，似乎不在■方之下。当时贞卜伐土方的甲骨卜辞，往往有“今■”（《后上》31·6）二字。“■”字，如可释为春，则说明：征伐土方必在春暖解冻季节才能出兵，可知土方当在寒冷的北方边塞一带无疑。羌方，也是武丁时期的方国，它的力量更为强大，所以武丁时代及其以后伐羌方所用的兵力较之■方和土方更为众多。“辛已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310），便是其证。

　　武丁时期的另一敌对方国则是鬼方。《易经·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又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甲骨卜辞中说：“己酉卜，内（贞），鬼方景，（亡）祸。五月”《甲》3343），“己酉卜，丙贞，鬼方■，亡■。五月”（《乙》6684）。

　　这里的“易”，释为“扬”，丁山读为“飏①，亦通。“鬼方易”既是鬼方远■，似乎不需长期的征伐；而且武丁时代卜辞甚多，惟独记载伐鬼方的仅此二例。大概到了“殷高宗武丁”在位的第三年，命周攻克鬼方②。从甲骨辞例看来，当时对方国的战争次数最多者也不是鬼方，而是■方。

　　此时的商王国，对南方也曾进行颇为激烈的战争。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途虎方”（《缀》19）的记录。这个“虎方”虽不见于文献资料，但见于周初的《中■》铭中。丁山认为虎方就是《左传》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的“夷虎”。他又据《水经·肥水注》所谓“肥水..又北径死虎塘东。又北，右合阎涧水..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径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洛涧出焉”，认为死虎当是夷虎传写之误，商周之际的虎方，决居肥水淮水之会①，说似真确。虎方地望既定，我们就可以论定武丁以后的政治势力已抵南方江淮一带无疑。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云：“（甲）午卜，■贞，王■妇好令征夷”。（《佚》527）夷，盖即东夷总名。此时的东夷，应当包括夷虎即虎方，但在当时，他们可能为祸不烈。到了商朝未年，情况就完全不同。《诗经·商颂·殷武》云：“奋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证明武丁时期的商王国在江汉流域曾经打过胜仗。综合上揭文献资料和甲骨卜辞看来，武丁曾经“龙旋十乘”（《诗经·商颂·玄鸟》），南征于江淮，北伐至于河套，西征又达渭油，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也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公孙丑上》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虽然有些夸大，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商王国的衰亡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出现了衰败迹象。《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当非无稽之谈。

　　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陵轹千古，在其统治的五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商王国的最为强盛时期。但是其后的统治者越来越腐化，如同《尚书·无逸篇》说：自时厥后，立工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是说，祖庚以后的七、八代，由于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手，不肯躬亲稼穑，养成一群荒淫酒色的纨袴子弟，其在位年数，多则十余，少则仅仅三、四年。祖庚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既不见求雨之祭，更没有奉年、受年的大典，可见周公痛斥其“不知稼穑之艰难”，决非虚诬。到了商未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周武王在牧野誓师谴责纣王时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①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35—37 页。

　　② 详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第208—209 页。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尚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习焉不察，多主此说，以为殷人的屡次迁徙，包括盘庚迁殷在内，都是为了避河患。王国维虽然长于考古，亦为此说所囿，不能逃脱传统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