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书。《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所说的《士礼》就是今之《仪礼》。《史记》所谓《礼》，止数《仪礼》，未及《周礼》和《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经》，也仅指《仪礼》的古今文，《礼记》在百三十篇之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可见，西汉时人，仅认《仪礼》为《礼经》，在“三礼”中的位置最高。

　　《仪礼》几十七篇，大体分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和《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和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之礼。从上述诸礼中，可以考知我国古代的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以及当时的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等制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业务，因而颇有史料价值。

　　① 参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第4 期。《仪礼》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争论未决：一是《仪礼》的作者问题：二是《仪礼》的完缺问题。关于前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文学派，以为《仪礼》与《周礼》并为周公所作，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可为代表①；在今文学派，以为《仪礼》为孔子所定，皮锡瑞的《三礼通论》说可以代表①。关于后者，今古文学也有绝不相同的两种看法。今文学家主张十七篇已包括一切的《仪礼》。故以《仪礼》为完整的经典，清邵懿辰《礼经通论》说可以为代表。古文学家主张《逸礼》三十九篇为可信，故以现存《仪礼》十七篇为秦火的残烬。关于《逸礼》的发现，说法不一，所以今文学家根本否认《逸礼》的发现，而认为是古文学家伪造的谰言。古文《逸礼》三十九篇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亡佚时间，也无可考证。

　　《礼记》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理论和行礼的文字材料，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若以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也就是说，《礼记》一书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纂，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的记载。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于是才开始分别大小《戴记》的篇数。到了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于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记》以成《礼记》的话。《隋书·经籍志》继起，更加附益，并说：“汉末，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于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而由马融增益三篇为四十九篇的主张。直到清代，学者们才开始力驳小戴删大戴的话。例如，戴震以为刘向《别录》已说《礼记》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桥仁已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则马融增益三篇的主张绝不可靠①。钱大昕以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记》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数目，所以《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②。

　　《礼记》的成书虽然较晚，言辞间有附会，意义时有抵牾，但是其中所① 贾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仪礼疏·士冠礼第一》）。① 皮锡瑞说：“《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皮氏在其《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也坚持此说，如云：“《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补增，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① 详见《东原集·大戴礼记后语》。

　　② 详见《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

　　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