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 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 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③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 卷第92～93 页。

　　④ 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