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史记，周本纪》）。有的同志据此提出，此时的周族社会己具国家雏形的看法，似乎需要研究。因为迄今为止的地下资料说明，此时的姬、姜两族的生产工具都是石器、木器，尚无青铜工具发展。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象《皇矣篇》所说：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在其据；攘之剔之，其柽其柘。这里的菑、翳、栵、柽、据、柘，都是草木的名称，作、屏、修、平、启、辟、攘、剔，都是砍伐草木的方法。岐周之地本是山林险阻之壕，以当时的生产工具，来砍伐这么茂盛的草木，当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怎会出现奴隶社会抑或封建社会呢？根据《绵篇》中的“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以及“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的诗句看来，当时土地必是氏族公有，各个公社农民所耕种的“份地”，可能还在定期轮换，此时的周族社会大概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

　　周族和商王朝很早就发生了关系。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令周侯”

　　（《甲》436）的记载，在所谓夭族徽①中还发现了四个带“亚”字的②。可见，周族至晚在武丁时期已经接受过商王朝授予的官爵。

　　太王有子三人，“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太伯、虞仲（即仲雍）未即位，出走，少子季历即位。季历时期，约当殷代的武乙时期，逐渐强大，开始屡伐大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玉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狄）王。大（太）丁（即文丁，甲骨文中又作“文武帝”，纣王之祖父）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通过这些征伐，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周族势力逐渐向东发展，欲拊商国之背，这时才是周人发迹之始。周族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因而开始了讨伐周族的活动。

　　甲骨文中云：王■■，十月。（《粹》1177）

　　丁丑卜，□■■，■，十二月。（《鄴三下》40·5）

　　“■”，当是西师的合文，也就是西土之师。周公所作的浩命中①往往自称“西土”，甲骨文中又有“■伐西土”（《燕》80）的记载，可见，“西师”当指周师，“■西师”也就是征伐周师无疑。与此同时，商王国又对周族的与国进行了征伐。如云：丁酉卜，之十月，王■■，[受]又，（《粹》1191）

　　辛未卜，王■■（《粹》1192）

　　乙未卜贞，乙已□王■■，受又，十二月。（《粹》1193）

　　“■”字，或释为“执”①，或释为“挞”②，伐也，皆通。“■”字，郭老说：① 详见于省吾《殷契骈枝》。

　　② 详见唐兰《殷虚文字记》。

　　① 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 年第11 期。

　　① 容庚：《海外吉金图录》图55，1935 年影印本。

　　“乃国族名”①，丁山先生更具体地指出：■，殆即《尚书·牧誓篇》的“庸、蜀、羌、髳”的庸人，①颇是。庸是周之与国，也是商之仇雠，武乙挞伐庸族即庸人的目的，既然是针对周族的强大，可见此时的商周关系已经对立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到了文丁时期，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晋书·束暂传》、《史通·疑古篇》俱引《竹书纪年》云：“文丁杀季历”。

　　季历死后，子昌嗣立，是为文王。文王在太王和季历的基础上，把周族的势力更向东方发展，进一步联合附近的姬姜各氏族部落，以对抗商王国。据《诗经·大雅·绵篇》载，当时各部落之间，发生了纠纷，都要到文王那里请求仲裁。由于周族生产力有了发展，又能团结内部力量，不断强大起来，便四出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据《史记·周本纪》载，文王在六年之中，首先伐犬戎，伐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虞、质、豳一带得到了巩固；不久又东向伐耆即黎（今山西壶关）、伐邗、最后伐崇。崇，在丰镐之间，是在周族东境的一大势力，依附于商王国，力量很强。周族大概就在这个统一西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国家。《诗经·大雅，文王》所说的“周虽旧邦”的“旧邦”，应当不是指的遥远的周人远祖时代，而很可能是指早周文化形成以后的情景。

　　陕西岐山贺家村的四座墓里都有随葬铜器戈和甲泡②的发现，说明周族在灭商以前已经有了青铜工具。早周的青铜武器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特殊队伍及军队”①的存在，同时，如同恩格斯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①文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了提供榨取剩余劳动力的可能，俘虏被保存了下来，有的可能被强迫作为奴隶。《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申无宇有一看门的奴隶逃入楚灵王的章华宫内，申无宇到宫中追捕，有司不肯交出。中无宇在对楚灵王所讲的一番道理中，曾经提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杜注云：“荒，大也；阅，搜也。有亡人当大搜其众。”“有亡，荒阅”，当是保证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的公共规约。可见，文王时期已经有了奴隶使用。

　　早周文化墓葬中的一般小墓只随葬有陶鬲一、陶罐一、或骨刀一，说明这是平民墓地。斗鸡台墓地的B3，墓室稍大，除陶器外，还随葬有铜鼎一、铜戈四等，显然比较富有。歧山贺家村M1 则更是不同，发现有铜鼎一、■一、斝一、卣一、罍一，■一等成套礼器，证明其为贵族身份。从上述材料中可知，至晚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④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52 页，① 公亶父，《史记·周本纪》称他为古公亶父，又简称为古公。这当是误解《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之语而定的名字，按此“古”字应当解作古昔； 亶父才是名字。因为他是封君，所以称公亶父，就象公刘、公非、公季一样。戴震的《九经古义》，已提及此点；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卷一，说得更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