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氒（厥）军”即促住了噩侯驭方，勉强取胜。由此可见，这时的周王国军队已经很弱，每次战争，皆难获胜矣。

　　西周末期在整个西同时代，ǎ狁经常成为周室之患。宣王时，他们已经逼近周都，《诗经·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陕西三原一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靡室靡家，ǎ狁之故”；“岂不日戒，ǎ狁孔棘”（《采薇》），则是当时一般受害人民的呼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宣王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出车》），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还击ǎ狁，一直攻打到太原即陕北、晋北一带，取得了胜利。《兮甲盘》铭云：“王初格伐严允”，《虢季子白盘》铭记虢季子白大破严允“于洛之阳”，《不■■》铭又云：“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严允广伐西俞..余命女御追于洛，女目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陵。”

　　宣王伐严允经历时间之长，有似汉代对匈奴的战争。《竹书纪年》载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可见，西周末年的戎狄势力的强盛，逼得西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宣王之世，周王室与淮夷诸部落间也是不断发生战争的。《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当时伐淮夷的将帅除南仲、皇父外，还有程伯休父参加，如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经过这次大战，徐国投降——“徐方既来，徐方既同”，“王曰还归”。宣王南征胜利后，建立了申国。申，姜姓，宣王的元舅，封之于申，地在今之河南南阳，这是对付南方的军事重镇。《诗经·大雅·嵩高》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宣王命令召伯虎为申伯经营，并使被征服的人往为之筑城。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见，此时的江汉流域已被划归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宣王时期的一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当时的统治危机，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内部虚弱。特别是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大败于千亩，他所调去的“南国之师”，完全覆灭，大大削弱了周王朝的实力。这就又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综观西周二百余年与各族的关系史，开国之际患在东南，不在西北。通过将近四十年的奋斗，成效斐然，尤其在今之河北和山东最为成功。西周初期也对江汉淮水诸域用兵，但其成效不著，虽然在汉水以东以北建立了一些殖民邦国，所谓“汉阳诸姬”，可能其族也疏，其国亦狭，不能与《左传》值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述周初文武周公所建的二十六国相提并论，这也显示了周初在这一带武装殖民的限度，所以其后有昭王“南巡狩不返”（《史记·周本纪》）的惨败，穆王肆意雪耻，青铜铭文上的伯淮父、录伯■、伯亶父诸名将与《竹书纪年》所载“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能有关。但是，共王以后，国势日趋衰弱，东南夷人遂累世大患，夷王能破太原之戎，然而“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竹书纪年》）。《■■》铭还记述了南淮夷深入到了“阴阳洛”，便逼近了成周。西周末年，“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周宣王在西北戎族和东南夷人的交侵之下，终于亡国。

　　第四节西周的衰微与平王东迁《史记·周本纪》历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周王朝便开始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到了夷王时期，诸侯或有来朝，他不敢坐受朝拜，甚至还要“下堂而见诸侯”（《礼记·郊特牲》）。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夷王死，厉王立。这个时期的各种矛盾逐渐汇合起来，统治秩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厉王是一个贪暴的国王，史载他曾以荣夷公为卿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国语·周语上》）所谓“专利”，可能是把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所有，不准平民即“国人”利用。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的山林川泽本是奴隶主贵族和平民所能共同享用的，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说：数■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山林川泽等对于人类的用处越来越大，因而周厉王把它收归王有，触犯了平民的利益，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和诽谤。为了压制舆论，厉王又派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周本纪》《正义》云：“监，察也。以巫人神灵，肩谤毁必察也”。当时大概是派了不少刺探人员，四出搜得情况后，假托神灵发现某人暗地诽谤，随即进行惩罚。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这时，邵公曾经进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周语上》）。厉王非但不听，还高兴地对邵公说：“吾能弭谤矣”（《史记·周本纪》）。但是，例如芮良夫等贵族却觉察到了“下民胥怨，财力单（殚）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甘乱而？”并且认为：“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逸周书·芮良夫》）。《毛公鼎》是宣王初年册命毛公，毛公所作的铜器，铭文中说到他父亲的事情时说：“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当是指的周厉王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事，这与《诗经·大雅·桑柔篇》所说的“维彼不顺（指厉王），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尽）狂！”完全相同；也与《国语·周语上》所说的“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指谏弭谤）王”，“王不听”，完全吻合，由于矛盾愈来愈尖锐，到了公元前841 年终于暴发了“国人”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