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地主是最高地主以下的较高等级，其中又有一些小的等级。世家地主及其间的小的等级，都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都享有特权。但他们享有的所有权，是有限度的，他们之间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数量上和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从皇权那里，得到赐爵、赐土地、赐民户、赐赋税。这其间最根本的一项，是土地，是土地所有权。世族地主从皇帝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不能说不归他们所有，但这些东西，包括土地在内，都是不能转让的，而且世族地主于赐地以外，按照法令，也不许用任何手段取得别人的土地。这就表明，世族地主的土地质有权是受限制的，是不完备的，在所有权的程度和数量上，都是不能跟最高地主相比拟的。

　　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④ 《汉书·哀帝纪》。

　　家次”。这大意是说，把尊卑、爵秩的等级弄明白，各按军功的差异，排列顺序；对于所占有的田宅、臣妾、衣服，按尊卑和爵秩等级的门第，排列顺序。这是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田宅和衣服都随着它们的主人而人格化了，它们也都具有主人的爵秩等级。这表明地主对土地的私有，也表明私有在等级上的限制。所谓“臣妾”，当即奴婢。对于封建等级所有制来说，作为劳动力的民户比奴婢更为重要。封户的多少，是地主占有财产更直接的标志。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①这虽说的是欧洲的情况，但对中国也同样适用。本书第一卷曾引用《九章算术》卷三，如下的一例：［问］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与之，问各得几何？

　　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褭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

　　这一例虽不直接涉及土地制度，但也反映在物权享有上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

　　豪族地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如被迁徙的六国后裔，曾赐予田宅。但多数豪族和所有高资地主，实际上占有大量土地，却没有取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东汉末，荀悦论“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说：“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这可见当时合法的土地权跟非法的实际占有之间的矛盾。从当时的土地制度来说，豪族地主究竟还有部分的合法权力，豪族的土地权应比高资地主要高一个等级。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侯外庐对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非运动的性质，封建主义所有权跟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区别，以及封建主义所有权同政治权力的密切结合，都提出了有益的论断。中国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须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785 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

　　第二节官田和民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官田之内，有官府直接管辖的田，有封赐高爵和官宦人家的田，有牧场，有屯田。民田之中，有受赐的田宅，有来自历史的继承，有来自买卖和兼并。在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态中，基本上都离不开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小块土地上，由一夫一妻为主要劳动力的个体家庭成员，进行耕织结合的生产劳动。秦自商鞅变法，就推行这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不同于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自行生产的自由，他们的生产兴趣提高了。同时，他们也不同于村社成员，他们有了自己可以从事生产的固定的土地，不再需要定期轮换耕地了，他们成为跟土地密切结合的农民，这也必然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农民生产兴趣的提高，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战国中期，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为民制产的重要性时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些话透露了战国时期那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能不能为民制产，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商鞅以授田的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就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一种有实际效益的办法。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针对当时局势的特点，提出了为民制产的方案。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这个方案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小农家庭所需要的，也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所可能作到的。孟子所说的庠序之教，也是要求从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制特点出发，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实行这个方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要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理想，但这也可能反映当时东方国家中已经出现的某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