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 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这里的“蛮夷”，虽未指明为何国何人，因在日南郡云南，应包括今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同一事，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⑤ 《后汉书·西域传》。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③ 《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④ 《后汉书·章帝纪》。

　　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有人认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又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 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禅国，遣使贡献。”⑤则今缅甸等国也已遣使来我国。这些日南徼外之国的来华，是由陆路还是水路，虽不甚明白，但随着这些使节的来华，我国通往印度支那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此得以开辟。

　　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交通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则开发更早；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更为频繁。早在战国时，齐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①。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又《史记·正义》引《吴时外国传》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因此，有人谓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由上可见，自战国以来，我国大陆与近海地区确已有海上交通。至于朝鲜、日本等国，与我国的交往更多。据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③按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又如秦末“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其首领有燕人卫满者，率之击破当时的朝鲜，遂为朝鲜王④。西汉诸吕之乱时，东汉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惧祸及己，“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①。汉武帝于公元前109 年至前108 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赴朝鲜者五万人②。至于日本，“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③。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海上的交通工具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

　　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⑤ 《后汉书·顺帝纪》。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后汉书·东夷传》。

　　④ 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① 《后汉书·王景传》。

　　② 《汉书·朝鲜传》。

　　③ 《后汉书·东夷传》。

　　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④。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②。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③。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