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并且还暗中要王璠、郭行余多召募兵士及金吾台府卒。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决定用郭行余、王璠石募的部曲及金吾、府台吏卒，提前诛杀宦官。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此时，王璠、郭行余召募的兵健正站立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传呼：“两镇军入受诏旨！”唯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①。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②。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 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①。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