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注与李训密谋剪灭宦官，先是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等，又设计酖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为了将宦官一网打尽，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

　　郑注赴镇前，曾与李训约定：到镇后即选拔数百名勇士，人人手持白梃，怀揣利斧，作为亲兵。李训与郑注约定，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水附近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郑注即奏请以亲兵护丧，届时命亲兵以斧砍杀宦官，“使无遗类”①。但此事因李训私自改变了计划而未成。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在凤翔镇的郑注闻知李训已开始了行动，随即率五百名亲兵火速赶往京师援助。当郑注一行人马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即返回凤翔。

　　仇士良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张仲清心里恐惧，不知所措。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屏去其随从亲兵，然后一举杀死。郑注率其卫兵前来议事，李叔和把其卫兵留在外边，只容数人随从入内。郑注举杯饮茶之际，被李叔和抽刀杀死，其亲兵也全部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 《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被杀。接着郑注全家老幼被诛灭，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幕僚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枭于兴安门。②在宦官的胁迫下，文宗下诏给郑注冠以“谋逆”的罪名。

　　郑注等人被杀后，宦官更是甚嚣尘上，唐文宗完全受宦官的掣肘，心情抑郁，“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他无限伤感，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①郑注虽由宦官引进，但他与李训执政后，不是为虎作伥与宦官同流合污，而是佐助文宗锐意革除时弊，极力谋除宦官，以恢复皇权。清人尚宛甫说：“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②尽管郑注同李训一样，对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认识，但他们敢于同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举动是正义的、积极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也无可厚非。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得好：“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③① 《唐语林》卷四。

　　② 转引自《柳文指要》下卷二《永贞一瞥》。

　　第四十三章高力士鱼朝恩仇士良第一节高力士家世与宦历高力士（684—762）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曾祖冯盎为广、韶十八州总管，祖父冯智■为潘州刺史。父冯君衡因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②。因此，他幼年时即与母失散。圣历（698—699）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阉了以后送入皇宫内。高力士从小聪慧，办事机敏，则天女皇很喜欢他，命他在左右侍奉。后因事触怒了武则天，被责打以后赶出宫去，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高。高延福原为武三思家奴，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高力士因此常出入武家。一年后高力士得以再次入宫，隶属司宫台。到了成年，他已长到六尺多高，体力强健，做事小心谨慎，善于传达诏令，擢授宫闱丞，掌管宫内门禁。

　　唐中宗末年，韦武集团图谋不轨，临淄王李隆基暗中结交才勇之士，以匡救皇室。高力士善观时变，遂“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李隆基也十分需要宫内宦官作内援，便深相结交。从此，高力士的命运便和李隆基紧紧连在一起了。

　　唐隆元年（710），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平定了韦武之乱，恢复了睿宗帝位，因功被立为皇太子。他奏请高力士隶属内坊，在左右侍奉，并授以朝散大夫，内给事。高力士开始成为李隆基的一个亲信。

　　高力士的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了，他对皇太子李隆基更是忠心耿耿，殷勤备至，因而深受信用。在此期间，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一再危害皇太子的地位。玄宗即位后，开元元年（713）七月，即与高力士等亲信粉碎了太平公主的阴谋政变，高力士因功擢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高力士已是三品将军，便负责传达诏命，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之盛自此始”①。介入政事开元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奏请进用郎吏，他再三论奏，玄宗始终仰视殿廷，置之不理，姚崇有些害怕，匆忙离开殿廷。高力士见此情景，以为玄宗处事不当，罢朝后，即上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向他解释说，大事可以奏闻，进用郎吏之事则宰相完全可自行裁决，不必奏闻。事后，高力士去省中向宰相传达诏命时，便将玄宗的话对姚崇说了一遍，姚崇既消除了疑虑，又钦佩玄宗“识君人之体”①。

　　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①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 见《高公（力士）神道碑》，《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2 期。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